●《张謇研究（2024）· 新论集萃》 ●
爱乡则必期乡治，爱国则必期国治
——论张謇的家国情怀
赵明远
（民盟南通市委员会，江苏 南通 226018）
张謇是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是贯穿张謇一生事业的主线，也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的危机，主权渐丧失、利源遭掠夺，民生日益窘迫，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救亡图存、革新自强。张謇的爱国理想和强国方案是着眼于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思考和提出的。虽然历经政坛的起落，张謇仍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实现他的强国理想。他说：“余素不愿仕，而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惟志在求一县之自治，使外人见之，亦知中国尚有人在。”[1]371经济上，他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力图改变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商业；文化上，他实施“教育救国”方案，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普及现代教育的方式提高国民素质。张謇把他深厚爱国情感和强烈社会责任转化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动，他领导南通人民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南通地情的区域发展道路，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
张謇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幼随父兄从事生产劳动。面对日益衰败的王朝，残破的社会，苦难的民众，张謇有亲身体会和切肤痛感。“脚底沧桑千劫换，眼中薪火万方忧”[2]137，在深深的忧患中，他努力寻找着救国救民出路。他饱受传统文化和儒家经世哲学的浸润熏陶，儒家匡世济民思想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其中明末清初民族存亡、王朝更替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哲思想更是张謇孜孜汲取的源泉，“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3]83“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固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袚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事，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3]85张謇深怀民族大义，抱定济世决心，以儒者溥泽天下、救民水火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强国道路上。
青年时代的张謇力图通过科举道路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进而谋求实现其救国理想有利的政治地位。1894年高中状元以后，他本应沿着士大夫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传统道路走下去，步入官场政坛，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事实上，他也以极大的热情介入政坛，并屡屡走上政治前台，从参谋东南互保、领导立宪运动到调停南北议和、甚至登上清廷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高位，他先后提出了关于淮河治理、盐政改革、东北开发、铁路规划、运河整治等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计划和主张。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本来可以通过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府权力大展宏图。然而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背景下，政府软弱无能、官场昏聩腐败，不仅他的许多建议、方案不被当局者采纳，身居高位的他竟也无法实施他救国救民、兴业强国的计划和方案，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吾欲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皇皇而不获效，亦犹孔子也”。[4]971在对现实政治极度失望之中，他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家乡。“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5]581他辞去了官位，回到家乡兴办实业，履行一个绅士所应拥有乡土责任，把他的爱国情感落实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为。
张謇从士大夫向实业家的转型并不是现在我们谈论“官员下海”、“教授经商”那么轻松简单。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社会地位始终被压制。同时，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允许作为道德象征的士人投身商场。所以，张謇的转型是冒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他晚年曾经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虽三十年前，反复审虑，投身实业、教育二途，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4]1388。张謇以“舍身喂虎”的勇气投身基层社会建设，进而实现其爱国救国理想，这在当时有着强烈的社会意义——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逐步改变原来那种“述而不作”“坐而论道”弱点，崇尚“强毅力行”、“实干兴邦”新理念。
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
近代以来，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一些社会精英在考察分析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寻求救国路径时产生了“实业救国”思想。所谓“实业”是对现代产业意义上的各种“生利之业”的概括性说法。张謇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
1、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
张謇在青年时代就已萌发了振兴实业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即提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甲午战争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逐步成熟。
1894年张謇大魁天下之时，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随之而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张謇不仅深深忧患于国家危亡，也忧患于家乡困苦，他说：“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州，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6]6民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当时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状况下，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权利显得更为重要。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张謇心中根深蒂固，要保障民生，途径在于振兴实业。
1895年，张謇在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讲求商务、工艺，设立商务局、工政局，采取保护政策，建立公司、谋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一系列救国建议。后又写出《论农会议》、《论商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策论，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张謇指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4]1393-1394他所说的“实业”概念已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较完整的产业概念。张謇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1]82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而当时流行的“商务立国”思想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7]22张謇看到西方国家商业繁荣背后的机器大工业的坚强基础，“工固农商之枢纽”[6]92，自强御侮、富民强国的根本动力在于发展现代大工业，“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7]22-23张謇的实业救国核心是发展现代大工业，可谓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认清了发展趋势。
不同于“清流”的空谈议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在探索实践中丰富发展起来的。1895年底，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创办大生纱厂，状元身份的张謇毅然“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4]1388“捐弃所恃，舍身喂虎”，[1]550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队伍，从此开始把其实业救国理想付诸实践。
2、“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
张謇在正确分析西方列强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中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棉铁主义”和棉纺业优先发展战略，并加以实施。
张謇生长的通海平原盛产优质棉花，在近代却遭日本等列强掠夺。张謇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这使张謇痛心疾首：“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7]216因此为挽回利权，保护民生，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植棉地、纺织厂”及“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1]60，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1]211这就是张謇的“棉铁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
纺织工业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前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导工业”，而与民生最为关切的产业“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1]253。因此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 “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338，“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1]171张謇在南通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入手兴办实业，既利用了南通的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侵略。张謇以棉纺织业为先导，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
3、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前向联进”
明清以来，南通地区的传统手工业是棉纺织业，南通土布远销东北。1884年前后，印度的机制棉纱已销售于通海地区，机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有利于土布质量的提高，并可以将劳力从低效的手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织造中，土布产量大涨。织户用机纱作经纱，织出“洋经本纬”的“大尺布”，更受东北的欢迎，通海每年已有2、3万件（每件40匹）大尺布北销。[8]33土布业对机纱的需求日益增长，为大生纱厂的建立奠定了市场基础。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南通土布逐渐全面改用机纱织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05年，南通土布东北销量已达15万件以上，[8]35南通“土布之乡”盛名由此产生。
南通大生纱厂建成之初，张謇及其助手们实施“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机器纺纱业与本地传统的植棉业和土布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大生纱厂由此营业顺利、利润丰厚。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指出：南通的传统土布业非但没有在机器工业冲击下破产，反而与之产生了强大的“前向联进”效应，[9]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方式。张謇的经营方针充分利用当地传统市场和经济的优势，找准了工业化的突破口，把握住产业体系的生长点和立足点，这对南通工业化的顺利启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4、产业链的形成和集团化发展
大生纱厂建成获利后，张謇迅速谋求产业的横向拓展。1904年大生纱厂生产能力扩大了100%，同时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筹建大生二厂，1907年建成开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张謇在南通及周边地区进一步规划建设七个棉纺织厂，于1921年建成大生三厂，1924年建成大生八厂。至此，大生系统四个纱厂共有纱锭160360枚、布机1342台，[10]143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总数的7.39%和9.8%，[11]大生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系统。
为了实现棉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节约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加快资金周转，张謇积极谋求纺织业向上、下游产业的延伸，构建产业链。1901年为建立大生纱厂原料基地，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启了苏北沿海垦殖业。同时，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及多余动力等，张謇又设立榨油厂、肥皂厂、造纸厂、印刷厂，逐步构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并进一步发展冶铁、制造、电力、食品、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商贸、仓储等企业，在南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业，在淮南沿海拥有相关的盐垦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产业门类齐全、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大生资本集团。[10]204-208大生集团一方面以自身的存在、发展推动着南通的工业化、近代化，另一方面又以其利润作为经济后盾，为近代南通城市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推动了近代南通城市形成的进程。
5、淮南垦殖启动和区域现代化
大生纱厂开工后，张謇“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因此谋划在沿海一带开辟棉花原料生产基地，“以厚纱厂自助之力”[1]180。他在海门“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招佃开垦，集成公司”，建立通海垦牧公司，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将10余万亩海滩荒地开垦为良田棉地，年产皮棉达到1.2万担。
经营沿海垦殖，张謇同样是带着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去倾心努力的，他曾对其子张孝若说：“父顷在垦牧，觉得可爱之地，可为之地，中国无过于此者”。[12]此后，张謇等陆续在南通周边地区创办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大有晋盐垦公司、大纲盐垦公司、大祐盐垦公司、大豫盐垦公司等。在张謇等的倡导下，在北自阜宁、南至吕四、东滨黄海、西临范公堤延绵六百多华里广袤的退化盐场、海涂滩地上掀起了垦殖大潮，涌现了40多个农垦公司，带动了垦殖事业的兴起，吸引了数十万移民北上开垦。通过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广植棉花，使淮南垦区形成了我国早期最大的产棉区。民国建立后，至1934年，淮南垦区已拥有棉田500多万亩，年产棉花100余万担，两项数据均分别占江苏全省的1/2，全国的1/8。[13]
随着张謇淮南垦殖事业的推进、大生纺织公司各分厂的兴办、商品市场的扩大，以及以南通县城为枢纽的公路、运河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传统市镇商业空前繁荣，一批新型工商市镇兴起。这些市镇改变着南通地区原有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的经济结构。据统计，上世纪三十年代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所属的17个公司，共建有25个市镇，474间仓库，1761.2公里公路，架设了631公里电话线，建立95所合作社，56所中小学，10所诊疗所。[13]南通发挥了中心城市的作用，通过网格状的水陆交通支脉，将近代化的成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阔的苏北平原，从整体上推进了区域现代化的发展。
三、“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富民强国的重要作用。学习西方，除了直接引进西方生产技术，教育是根本途径。对于教育，张謇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5]331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提高，更关乎国运盛衰和民族存亡，“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14]教育对强国富民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1、张謇“教育救国”思想及基础教育的构建
张謇是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教育者，万事之母”，中国传统教育已不能救中国危局，国家教育政策必须改革创新。他在《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7]20张謇建议清廷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量国力之所能而发展基础教育。1902年，张謇应邀为两江总督刘坤一规划“新政”，向他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一年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高等、普通小学校，三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五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堂。对于张謇的建议，官员们心有疑虑，不敢推行。于是张謇本着“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思路[1]70，开始在南通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1902年，张謇在通州城东南筹建通州师范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1904年，张謇主持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共同筹建各地的初等和高等小学。从1906年起，张謇着手制定和实施每16平方里设立一所小学分区布局的规划，希望在南通地区建成600所初等小学，10所高等小学，8所农工商学校。南通由此开始逐步从传统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在张謇、范当世、沙元炳、孙宝书、孙儆等绅士的倡导下，至1926年，南通县已建有初级小学329所，在校学生1.92万人；完全小学计21所，在校学生4013人。[15]中学有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私立竞化初级中学、公立初级中学、私立敬孺中学等，还有开设在南通的甲种商业学校、县立女子师范、私立通州师范的初中部。
2、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不断推进
张謇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6]111教育能启迪民智，促进实业，教育与实业是张謇救国思想的一体两轮，相依相存，须共同发展。“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1]615从1906年起，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先后附设测绘科、农科、土木工科、蚕科，培养专门技术人才；1911年，通州师范农科发展为初中等农业学校，后改称为甲、乙等农业学校；先后还设立甲、乙种商业学校，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等；此外还有法政讲习所，巡警教所，国文专修科。这些职业学校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水平，也促进了南通地区实业的发展。
在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南通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1912年，创办了南通纺织染传习所，次年定名“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纺织专业高等学校；1912年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后将纺校、医校与甲等农业学校合为南通大学（南通学院）。此外还设有南通盲哑学校等特殊教育学校，形成了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特种教育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3、科学文化教育体系的完善
南通的教育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普及为主要内容，张謇给南通医科专门学校题写训词中的“祈通中西”，就是希望南通的莘莘学子能迅速打通东西方文化壁垒。从办学章程到课程计划设置上，他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1903年张謇考察日本教育回国后，参照日本的办学章程，拟定了通州师范学校的课程计划。在张謇拟订的课程计划里，包括了教育史、教授管理法、体操、测绘、音乐等科举时代从未有过的课程；南通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均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等基础科学课程，聘请了王国维、陈衡恪、江谦、沈寿、欧阳予倩、诸宗元、雷炳林、朱东润等大批名流学者前来任职任教。同时，参照国外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还选拔过优秀毕业生到国外留学。1920年，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应邀到南通讲学考察。他在考察后的演讲中说：今日到南通匆匆一游，让我眷恋不忘；而在我心目中留下最深刻影响的，是南通的师范教育。他对南通兴盛的教育事业寄予厚望：“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16]
近代南通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几乎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形成了一套以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本的、适应南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系统。南通各类学校聘请的中外学者、专家带来了先进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成就，提升了南通城市教育文化水平；南通培养的学生走向全国，也促进了南通与外界的融会交流，增强了南通的城市影响力。通过教育手段，南通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逐步提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持续智力支撑。
四、“小必期其爱乡，大必期其爱国”
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只有乡土观念，向无国家观念。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觉醒。要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理想，唤醒普通民众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是首要内容。张謇说：“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人民有了国家观念除了能“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更重要的是激发国民的责任和担当。[1]150
1、拟写国歌寄托爱国情怀
国歌，是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用来歌颂与鼓励民族的信心与凝聚力，它呼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国家情怀。国歌创作要弘扬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1913年，作为农商总长的张謇曾经应教育部之约创作了《中华民国国歌》歌词三阙：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贵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和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
张謇创作的国歌不仅歌颂了祖国壮丽河山和优秀文化，体现了他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同时他还明确表达“天下为公”、“五族共和”等中华民国的建国主张，并将尧、舜、孔、孟的传统政治理想和近代“民主”、“民生”政治文明相融合，还强调了“敦农桑、劝工通商”以厚民生的实业救国思想。这份歌词寄托着张謇爱国为民、强国富民的理想。
2、爱国爱乡唤醒民族精神
在南通教育规划中，张謇强调“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6]96；除了学校教育，而对社会民众，则通过文化的手段来唤醒民族精神，例如为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建的渡海亭，为了纪念明代抗倭英雄曹顶建的曹公祠。
张謇把爱国和爱乡的教育结合起来，“小必期其爱乡，大必期其爱国。爱乡则必期乡治，爱国则必期国治。”[1]241张謇曾经为南通多所学校创作校歌，通过校歌的传唱来激励广大师生的爱国精神。如通州小学校歌：[2]133
淮南止有狼山高，兴学止有通州早，市市村村小学校。
山之高兮积石成，成国民兮小学生。学生爱国须聪明。
又如长乐镇初等小学校歌：[2]133
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都进青龙港。港中有三镇，长乐居中央。
二十八圩同社仓，小学校开兼教养。父老勿愁荒，儿童勿愁伧。
大家爱国先爱乡，长乐之校真堂堂。
张謇在对子孙的教育中，也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其孙张融武满周岁之时，他写的两首儿歌中表达了他的殷殷寄托：[2]258
戈睨不曾提，从容舞国旗。他年能爱国，是我好孙儿。
爱国须读书，书能正人智。但为敦敏人，不望露神异。
在激发民众爱国强国意识的同时，希望南通人民把爱乡的情感落实在“地方自治”的行动上，“如果欲治，自一人、一家、一村、一镇始，治之而已。国无大，一家无小，视吾力所能”。[4]1247在深受列强欺辱的近代，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民族精神，是塑造城市精神的主要内容。
3、保护青年学生，倡导理性爱国
“五四”爱国运动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波及南通。一方面，张謇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给予充分肯定，例如“五四”发生后，他即通过江苏省教育会、南通农会等组织致电北京政府，抨击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反对逮捕游行学生，表示“无论学生举动如何，总出于爱国热情”[17]“京津学生举动有激而成，其愚诚究出于爱国”，[18]努力保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另一方面，张謇反对“口号”式爱国，他说：“国势蜩螗，政局日非，非群策群力不足以挽救危亡！所谓挽救者如何，不是说几句激烈话而已。须是人人成一种有人格人，士轨于士，农轨于农，工轨于工，商轨于商。”[1]535认为只有在各自的行业、岗位上为国家发展学到一份真本领、做出一份真贡献才是真正的爱国。他特别反对频繁的学潮和学生持续罢课等过激行为。他反复告诫学生：“夫爱国当先爱身，爱身当先爱学，爱学当自爱其可宝贵之光阴！辍学弃业，为无济于事之叫嚣，充类至尽，何异自杀？”[1]460他认为过激的学运是政治势力对青年学生的利用，“学生不可利用也，中国前途之希望，全在学生。今以彼等为武器，而使之驰骛外务，荒废学业，国事尚可为乎？”[1]608过度的学潮既无助于改变现状，又浪费了学习救国本领的宝贵光阴，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张謇的爱国精神深沉、理性，他的家国情怀热烈、务实。张謇把他深厚家国情怀和强烈社会责任转化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可贵探索，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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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明远（1966-），男，民盟南通市委副主委，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研究员、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