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效忠
——张謇代拟奏稿的前前后后
沈 淦
翻开《张謇全集1·公文》，有篇作于1911年10月16日的《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全文洋洋1300余字。半个多世纪后的六七十年代，著名学者沈云龙先生在编撰《现代政治人物述评》时，于其中一篇《辛亥苏州独立与张謇》中，收录了这份奏稿的大部分，约一千字。或许可以说，这份奏稿是张謇向清廷最后的效忠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亦在武昌。因为10月4日，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的实业家张謇抵达武昌大维纱厂，商谈有关纱厂的事务。10日白天，友人诸宗元告诉张謇：昨夜汉口抓获了两个革命党人，并获得了革命党人的名册，清军“彻夜闭城大索”（《辛亥苏州独立与张謇》），于是直到上午十时，武昌城门方才开启。晚上八时，张謇登上了襄阳号轮船，准备返回南通，忽见武昌草湖门火光大作，原来是新军工程营武装起义。十时，襄阳号启航东下。张謇回望武昌：“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张謇全集8·柳西草堂日记》）作为亲历者，他很快又获悉：武汉三镇都被革命党人控制了。
10月14日，张謇抵达江宁——即南京，立即拜访江宁将军铁良，劝铁良立即率军救援武昌，并上奏朝廷请赶快下达颁行宪法的“圣谕”。铁良却推托说，要先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商议。第二天，张謇又去见张人骏。哪知张人骏极力诋毁君主立宪，并说：“瑞澂（音chéng）能够挑起祸端，自然也能够解决祸端，何须他人入援？”瑞澂是湖广总督，起义军血战一夜，占领武昌后，身为封疆大吏的瑞澂已仓皇逃至兵舰上。张謇恳切地劝张人骏道：“武昌地据上游，倘若敌军顺流而下，安庆又有革命党人响应，江宁就很危险了！”张人骏却满不在乎地说：“我这儿有兵有将，自然能够守住地盘。”张謇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得哀叹：“呜呼，大难旦夕作矣！”在日记中，张謇更是痛斥张人骏为：“其无心肝人哉！”由此可见，作为清廷状元、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对清廷迟迟不肯召开国会相当不满，其基本立场还是站在清廷一边的。
16日，张謇抵苏州，请求江苏巡抚程德全上奏朝廷：迅速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程德全认为很有道理，索性就委托张謇草疏奏稿。于是张謇匆匆吃了点晚饭，便约了两个同仁：立宪派成员雷奋、苏州议员杨廷栋，回旅馆草拟奏稿。起初由张謇撰写，之后又张謇口授，雷、杨二人笔录，直到三更之后，严格说，应该10月17日凌晨了，才写毕誊清。张謇则“因睡迟，彻夜不寐”。显然，“彻夜不寐”的原因不仅仅是“睡迟”，还有对清廷命运的深切忧虑吧？
下面是奏稿的白话文节录本：
“自从四川的动乱尚未平息，湖北的危难又接连发生——将士怀有二心，官吏纷纷逃亡，风声鹤唳般的恐慌消息四处传播，沿江各省无不戒严。朝廷先后派遣荫昌、萨镇冰统率水陆两军南下，同时起用袁世凯、岑春煊总督四川湖北，采取剿灭与招抚并用的策略……然而民间谣言日益猖獗，无法遏止，防不胜防，如同沸汤般动荡的局势即将形成，此时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
“朝中舆论普遍认为，应对危局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在于剿灭与招抚；治本之策则在于顺应民意，真正实行宪政……但臣等综合考察当下舆情时局后认为，治标与治本无需割裂对待——若能从根本上推行善政，治标自然水到渠成。
“自朝廷内政废弛、外交失策以来，民生日益困苦，国耻不断加深，于是天下有识之士的忧愤之气如雷云积聚，政治革命的思潮由此兴起。当先皇帝颁布立宪诏书时，温和者翘首期盼善政，激进者亦暂收锋芒等待教化成效……然而自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政多有名实不符之处；尤其内阁成立后，行政用人更是举措失当。在执政者或自认秉持权衡之术，在百姓眼中却只见权利不公之实。有志之士因此心灰意冷，居心叵测者趁机煽动，致使政治革命主张竟蜕变为种族革命的狂潮，积蓄的祸患由此愈演愈烈！
“若现在仅行治标之策，首要选择自是剿灭。然安徽、广东事变接连爆发，民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此次武昌事变……溃决如江河奔涌，倚重的将领存有异心，依靠的士兵不听调遣。纵使重兵围剿，终归只能消除表面隐患，深层危机依然潜伏。有形之乱尚可镇压，无形之患难以消弭。若朝廷屡屡对百姓示威，则威严必损；若示威再遭挫败，则威严尽失——可见剿灭之术终有穷尽之时。
“剿灭之后施行招抚，不过宽赦安抚而已。但宽赦易使人心存轻慢，空言难以取信于人。纵然暂时稳定局势，终究难以根本收服人心……可见招抚之术亦非长久之计。故臣等愚见，必须着力于治本之道。正如治病须诊脉象，疏流必溯源头……唯有满足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才能消除种族对立的偏见。但若没有切实举措，仍不足以彰显朝廷推行宪政的诚意。
“如今舆论焦点集中于：皇族亲贵不应组阁，内阁大臣应负全责——此已成为万众呼声。而引发动乱的祸首，亦为天下人所指认。恳请陛下独断乾纲……先将现任皇族内阁解职，选拔贤能重组责任内阁，使之代君主切实履职。对酿祸首恶之人，应明诏予以惩处，向天下谢罪。继而择日祭告太庙，与民盟誓，提前颁布宪法，开创政治新局……否则叛乱势力暗藏杀机，列强虎视眈眈，浮躁民气难以平息，涣散人心无法凝聚。迫在眉睫的灾祸必将燎原，病入膏肓的沉疴无药可医。届时纵使袁世凯、岑春煊等威望卓著之臣，恐也难以应对，更不必说臣等庸碌之辈。
“臣等深知这些逆耳之言非朝廷所愿听闻，然拳拳忠心实因感念国运艰难，体察民心所向。臣等不求虚名，唯惧社稷倾覆，故甘冒斧钺之诛直言进谏。若圣明仍不垂察，臣等罪责深重，恳请立即罢黜官职，让贤退位，以免贻误国事。臣等怀着万分急切惶恐之心，待罪谨奏。”
张謇于17日清晨将奏稿送进巡抚衙门后，自己就离开苏州，前往上海。18日又抵达南京，并通过咨议局发电报给北京的内阁，请求宣布立宪并召开国会。而张人骏因为猜忌城防新军，不但命令他们移驻城外，而且每人只发给五发子弹，导致“新军乃人人自危”。张謇通过关系向张人骏请求，张人骏才每人增加了十发子弹。显然，在代撰奏稿作最后的效忠之后，他还在为挽救清廷的危亡作最后的努力。不过，与清廷从内阁中枢到封疆大吏昏庸颟顸相对应的，张謇又看到：不少从武汉来到江宁的人士，都“盛赞革命军人之文明”（《张謇全集8·啬翁自订年谱》）；而各省之纷纷独立，又充分说明了人心之向背。苏州这边呢，程德全立即将奏稿电发给各省将军、总督与巡抚，争取赞同者联名入奏。很快，热河都督溥颋（音tǐng）与山东巡抚孙宝琦复电赞成列名。铁路大臣端方与两广总督张鸣岐复电说时机未到，予以拒绝。四川总督岑春煊回电赞成奏稿主张，自己却不同意列名。其余各地则不予回复。程德全觉得时事紧迫，再拖延则即使上奏，也会失去效用，就让溥颋领衔，自己与孙宝琦列名于后，将奏稿用电报的形式发往了北京。谁知电奏刚刚发出，张鸣岐就来电说：此奏折不可不发，自己也愿意列名——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奏稿中既提出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之说，并请求罢黜亲贵内阁、另选贤能、惩办酿乱首祸之人，都是向来封疆大吏所不敢说的，堪称有胆有识。北京接到奏稿后，从摄政王载沣到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到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全都“惊惶不知所措”，只得“留中不发”，即搁置起来，不作答复。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鉴于清廷之无知、人心之已去，大局终究不可能挽回，遂于11月5日，继上海光复之后，宣布苏州独立。其时距奏稿发出不满二十天，距武昌起义也不到一个月。程德全本人，则由满清王朝的苏州巡抚，被推举为苏军都督，后来又成为江苏都督，是第一位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
苏州与江宁一样，亦为江苏的省城。其独立的前一天，即11月4日，同盟会员陈其美等光复上海，消息传到苏州，省城的商会、民团、乡绅等各界代表纷纷前往巡抚衙门，谒见程德全，请求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天夜间，程德全召集布政使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说是为保全一城生灵，只有宣布独立。当时，唯独担任提法使兼布政使的左孝同——即左宗棠之子，“以为不可”。督练公所的科员章驾时是同盟会员，他拔出刀来，对着左孝同怒目而视。提学使樊恭煦连忙上前劝解，并说我们都唯命是听。其余众人呢，全都默默无声，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表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还是决定：第二天宣布独立。
苏州独立时，张謇已由南京去上海，再由上海而回到了南通。虽然苏州独立后两天，革命党人又攻占了镇江，而苏州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内部并不稳定，保皇派仍有较大势力。江宁将军铁良与两江总督张人骏虽然对防守南京信心不足，而江南提督张勋则坚决拥护清廷，并率军入城，牢牢地控制着江南重镇南京，对苏州的新政权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清廷虽则迫于革命形势，一边装模作样地下“罪己诏”，一边又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率北洋军于11月1日攻陷汉口。革命阵营这边，各省虽纷纷独立，但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彼时的程德全“处境艰困，应付为难，颇有求退之意。”当然，革命军不可能坐以待毙，苏、浙、沪组织联军，准备会师镇江，进攻南京。11月11日，程德全即将出发督师，便发电报邀请张謇来苏州坐镇：
“季公如见：弟勉力支撑，现已告竭；公迟迟其行，如有破裂，不敢认咎，祈速命驾前来，即日交待，得公镇抚，不唯各方面疑团解决，且须速商各都督推举临时大总领，方于时局有裨。弟忍死以待，迟恐无及，不忍多言。弟全顿首。”（《辛亥苏州独立与张謇》）
翻译成白话文为：“季直（张謇的字）先生如见：我虽尽力维持局面，但现在已无力支撑。您迟迟未能动身前来，若因此导致局势破裂，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恳请您尽快启程到来，我将立即移交职权。有您坐镇安抚，不仅能消除各方疑虑，更重要的是需尽快与各省都督商议推举临时大总统之事，这对稳定时局至关重要。我此刻强忍煎熬等待您的到来，若再延迟恐怕将追悔莫及。心中焦灼，不忍多言。程德全敬上。”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11月27日，汉阳又被清军攻陷。就在程德全邀请张謇出山的差不多同时，清廷也在竭力拉拢张謇，任命他为江苏宣慰使兼农工商大臣，并让袁世凯电请他“迅速北上，共支危局”。张謇则在给袁某的回电中先列数清廷的种种暴虐之行：“罪己之诏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数万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然后反问，在这种情况下，“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 ”而对于农工商大臣的任命，张謇的回复是：“至于政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从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谨请代奏辞职。”当内阁再次电请他北上时，张謇则明确地复电，要求清廷“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张謇全集2·函电〈上〉》）。说明其时的张謇，已从立宪派领袖转而赞同革命，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了。
拒绝了清廷后，张謇即赴程德全之约，前往革命阵营之上海、苏州等地，恰逢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张勋等仓皇出逃。张謇便与程德全及上海都督陈其美、浙江都督汤寿潜等相聚南京，共同商讨调和诸军、组织政府事宜。及至1912年元旦，国民政府成立，张謇欣然出任实业总长，成为新政府的重要一员。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其美）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由此可见，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实为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着。正因为南京已克，独立后的各省都督府才能派遣代表，“相与聚谋组织临时政府”，而适逢孙中山先生12月25日于海外归国，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程德全作为倾向改革的清朝官僚，二人在推行新政、倡导立宪方面目标一致。程德全在江苏巡抚任内支持实业与教育，对张謇兴办的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实业给予政策支持。1912年程德全因经费困窘向张謇借款万元，张謇即通过大生纱厂代为筹措。而二人合作所促成的苏州独立，则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及清帝退位，立下了不朽功勋。
（本文作者系南通教科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