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的张敬礼

童士忠

1946年，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大生纱厂。当时的大生纱厂，张謇去世后，张詧被人举报遭到通缉，张孝若被暗杀，1936年以后，张家一脉在大生纱厂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但张家又出了一个人，卧薪尝胆，以传奇的商战方式，重新夺回了大生纱厂的经营权，保住了大生纱厂，并为大生纱厂延续至今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这人就是张敬礼。

张孝若去世后，张敬礼资历尚浅，未能撑起大生纱厂，他虽在董事会与总管理处任职，但一直低调行事，不过多插手大生纱厂管理与运转事务，而是经营外面的兴通钱庄，看上去碌碌无为， 实际上，张敬礼一直铭记家族重任，他在日记中表述自己志向：“余虽不才，亦粗知自爱，今日之所遭安足道！张氏宁无复盛之日乎？余兄弟其勉乎哉！余兄弟其勉乎哉！”张敬礼连用两个“余兄弟其勉乎哉”，以表达对家族沉沦、亟待复兴的愤懑之情，呐喊与呼唤诸位兄弟勉励进步，拯救家族。

抗战期间，也是张敬礼蛰伏的时期，他一方面借助自己经营的“兴通号”，作为“与南通地方人士和实业同人联络场所，为他日复兴南通事业做好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兴通号”，“以廉价收进大生股票，并随即分成许多户名，减小目标”。张敬礼不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振张家“雄风”。

1946年，国民党政府派出洪兰友、陆子冬作为接收大员来接收大生。洪陆两人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信手可将大生收入囊中。但张敬礼十年卧薪尝胆，利用手中的股权一举击溃两人的企图，把大生的经营权重新夺回张家之手。

1946年5月6日、7日两日召开的大生一公司与三公司股东大会上，张敬礼突然发难，以16373股权位居股东首位，成为大生系统中所占私股最多者，顺利当选为首席董事，赢得这场关键的股权争夺战。洪兰友与陆子冬方面，陆子冬落选大生三公司董事，其爪牙严惠宇在大生一公司与三公司董事中均落选，杨管北仅当选大生三公司董事。这不仅意味着张敬礼的大获全胜，更意味着大生纱厂的经营权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张氏家族手中。

这场商战，张敬礼作了精心准备。据张敬礼女儿张宁武回忆，“父亲利用大生公司章程有关‘股’与‘权’分级递减的规定……以张氏仅拥股7.5%微小的股额，号召并争得了50%以上的控股权，保持了大生纺织公司虽有官股而官不掌权的传统” 。

张敬礼成功把握住如此难得的机遇，争取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支持至关紧要。他找到翁秘书并以利益相赠，换获翁的特批，将临委会接收的敌伪存纱200件划入“张季直手创教养事业复兴委员会”，充作经费，分别以复兴委员会及通州师范学校名义购买大生股票，增加商股所持股份。张敬礼合理利用大生纱厂的股权规定——“10股以下每股1权，11—100股每2股1权，101股以上每20股1权”，小额户股越多股权即越大，张敬礼及其支持势力遂采用子女、家属姓名或化名分散购买大生股票。为求保险，以抗衡洪兰友与陆子冬附带的政治压力，张敬礼“邀请陈光甫、钱新之二人参加，作为两公司董事长的后备人选”。陈光甫与钱新之均系重要银行家，分别为上海银行与交通银行的董事长，陈光甫同时也是大生纱厂的官股董事，二人颇有地位，可以助张敬礼一臂之力。通过这些办法，一举击败洪陆二人。

洪兰友在挫败之余，大发雷霆，但无济于事。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人又企图将大生纱厂迁至台湾，张敬礼利用手中的经营权，软抵硬抗，把大生纱厂留在南通。后面历史如众所知，张敬礼率先公私合营，让这座百年老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本文作者系大生集团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