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6）》·论文精选 ●
张謇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及其特征
——兼与严复、孙中山比较
蒋国宏
（南通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张謇、严复、孙中山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张謇与严复、孙中山相比，他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和民族性，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平衡性，以及立足国情、关注现实的务实性等特点。
关键词：张謇；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严复；孙中山
政府、企业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通过职能的履行，无时无刻不对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的事务实施着调控和管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国家干预既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1]20。国家干预的实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协调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国家干预大体可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制订完善法律制度、产业政策，规范经济活动；利用中间人或中介组织进行干预，如举办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从事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等可视为间接干预。建立国有经济、直接经办企业；垄断某些商品，实行国家专卖；设立职能部门，配备工作人员，对市场进行监管等，均可视为直接干预。[2]张謇居官、民之间，通“官商之邮”，不仅在1895年辞官归里，高举实业救国之大旗，筹办大生纱厂，从事企业经营，而且曾于1903年东渡扶桑，对日本进行考察，总结日本迅速富强的缘由，特别是还曾入阁从政，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他长期研究政府在发展实业，实现富国强兵目标中的价值与功能，考察政府干预市场的效度与限度，思考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协调关系，探讨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范围、时机等问题，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思想。
一、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张謇一方面反对政府直接经办企业，反对政府越位进行过多的干预，认为这样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另一方面他主张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藉此形成官与民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协调互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局面。
（一）政府不应该直接出面经办企业
张謇呼唤企业自由经营，反对政府过多干预，说“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3]11。
他认为，我国历史上官营企业本不多见，且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其主旨是为了财政和国防，而非引导和扶植企业发展，官营企业的大量出现是晚清的时候，目的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说“吾国有史以来，除盐铁、运输、铸币、屯田外，向无官业；且均为财政或边防之关系，无导民兴业之心。及清季国力日孱，士夫竞言生利，而各省官营业始纷纷出现”。但因管理混乱，导致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悖初衷。他曾对官办实业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指责其“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为沮之”[3]165。
（二）严格控制国家经营的范围
张謇主张食盐、煤油国家专营，铁矿、铅矿因为其“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采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弊”[3]259，而实行官营，其他则听任民间自主经营。民国初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上任伊始，他即明确提出，凡隶属农林、工商两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招商顶办。只有改良丝茶制造之类的大宗实业，由于私人无力兴办，而又确实与农业、商业的发展关系密切，为了“引起人民之兴趣”，政府才会根据财力“规划经营”，“余悉听之民办”[3]165。
（三）政府对弱小的民族经济予以扶持
张謇认为在环球大通的时代，政府应切实履行好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予以鼓励和扶持，说“中国自尊士卑商重义轻利之说餍乎人心，千百年来，凡百营业，听其自生自灭，从未有提倡而保全之者。在闭关之世犹可言也，处廿世纪商战激烈时代，必在天演淘汰之列矣”[3]95。他觉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济腾飞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其正确处理了官民关系，鼓励和扶持民办实业，说日本“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4]494。他对日本政府扶持民营工商业的政策艳羡不已，说“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4]486-487。他还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一是设立商部等职能机构，专司工商业的管理，改变轻商立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二是主张取消厘金和常关税，以减轻民族企业的负担。他主张政府要平等对待中外商民，特别是要为本国商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张謇对中国商民在经营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满，对官府歧视、勒索本国商民的现象极为愤慨，说，“同一民船也，此受雇于华商，则刁难需索，节节阻滞；彼受雇于洋商则否。今日受雇于洋商，则理直气壮，处处畅行；明日受雇于华商则否”[5]778。三是采取切实可行的多方面措施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他认为在我国民贫国弱、百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具体方法是“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3]165。这就是提倡设置银行，改良币制，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协商关税，裁减厘捐，减轻企业负担；发展邮电、航运等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科研，提供人才支撑；保护则要编订商法，做好仲裁，革新政治，优化组织，改良司法，稳定社会秩序；奖励和补助则是要对符合产业政策的行业如棉、铁等实行奖励。[3]166他认为，当务之急要做四个方面工作：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注意于税则；致力于奖励。即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规以诱掖指导、纠正制裁；建立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设立地方银行为之辅助，完善金融服务，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废除厘金、常关税，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或轻减以奖励，或重征以抑制之”；对大企业和航海、远洋渔业等资金和人才少、风险大的行业实施奖励政策。[3]162-164张謇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诸如《公司条例》、《矿产条例》、《商会法》与《公司注册条例》等20 余种经济法规，使实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和实施了奖励补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比较而言，严复主张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和官营企业，提出“振臂奋臆，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国财未有不病者也”，“凡可以听民自为者，其道莫善于无扰，此不独中土先圣所雅言，而亦近世计家所切记”[6]590。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经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他一再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政府不需要介入，只要像一个“守夜人”一样，不让“外人”进来破坏这种“自然秩序”就可以了。如果政府人为地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剥夺人民的自由，导致经济的衰退。他对政府干预的危害论述较多，对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提出国家只宜举办那些公办成本远低于私办成本，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的事业或仅靠私人或私人合伙力量无法举办的事业，决不可以为常规，也不能随意扩大范围。他对政府干预具体途径方法鲜有论及。孙中山虽对政府干预持积极态度，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有资本，但对企业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语焉不详，对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也论述不细。
二、思想来源的实践性和民族性
严复和孙中山都没有实际从事企业经营或主管政府经济工作的经历，所以对政府干预的思考更多从学理上探索和逻辑上推演，实质是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摄取和移植，特别是对亚当·斯密守夜人政府职能思想和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取舍。
严复被梁启超赞扬是“于西学为我国第一流人物”[7]。他先是在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后又于1877年赴英国留学，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了解。熟练的英语（甚至胜过当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译员）使他与国内同时期的通过极少数翻译和转述的材料来了解西方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们相比，更能忠实原意，更富完整性和准确性。严复剖析了英国繁荣和发展的原因，认为英国正是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才转变成世界上最为富强的国家。他对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给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称此书“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之学，且于银号圆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多考例，后事之师，端在于此”[8]528。他最早翻译此书，并取名为《原富》，本人因此也成为将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在翻译过程中他写下了六万多字的按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构成其经济思想的主体。
孙中山在青年时期即赴美国生活、学习，后又多次在海外考察、游历，因而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孙中山政府干预思想的核心，而其正是建立在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否定基础之上的。孙中山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实业未革命以前，人皆泰[奉]斯密亚丹之说为圭桌，一致主张自由竞争。及机器既出，犹仍旧法演进，其结果卒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害”[9]520，“彼司密亚丹派之经济学者，谓竞争为最有利益之主因，为有生气之经济组织；而近代之经济学者，则谓其为浪费，为损害之经济组织。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10]396。竞争可能会造成浪费，但并不能否认其本身的积极意义。孙中山对自由竞争导致资源的浪费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绝对化的理解，而将产生贫富不均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机器大生产和工业革命也是错误的。
张謇不懂外语，不能直接阅读西方文献，也没有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对西学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他主要从民族传统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既曾长期直接从事实业经营，也具有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得以从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不同角度，全方位思考政府干预的利弊优劣，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张謇耳闻目睹了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腐败，深知官府的刁难阻挠是中国实业不兴的重要原因。他在剖析政府不良干预的局限和不足时，主要基于自己从事实业经营的亲身经历。他联系到自己当年遵旨兴办扬通内河小轮“犹有阻抑者”的经历，感叹“彼商人之寒心何怪焉？”[4]503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也感到在近代社会，企业要生存，不能不与政府打交道，要发展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说“謇半生精力，耗于实业，艰难辛苦，所历已多，而不敢谓有所得也。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3]162。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在参观中，日本政府精心规划、全面安排，“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4]483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謇认为伊达邦成、黑清隆开发北海道的确成绩非凡，但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国家以金力图之，何施不可”，认为他们不过“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4]484。张謇认为政治既无处不在，又与实业的荣枯休戚相关，日本实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根源在于“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4]491。他热切地希望清政府能像日本那样采取鼓励和扶持实业发展的政策，充当近代化建设的设计者和领导者。这也是他在回国后重新关注政治，积极投身立宪运动的重要原因。1913年，张謇出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作为政府官员，他认为发展经济是抵御外侮、富民强国的客观要求，而发展实业就必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解除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枷锁，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尚处于萌蘖时期，尤须得到各界的呵护和扶持。既然“商民以巨大之资，为国家塞漏卮，挽权利”，那么“维持保育，责在政府，”[11]457政府无所作为，仅仅充当守夜人是远远不够的，理应实行“维持保育”的政策，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三、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平衡性与科学性
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是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两大流派，“守夜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堪称其代表，它们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观点上截然相反。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请你不要干预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做什么？就做守夜人。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去敲钟。你只要看街上没有偷盗行为，你就回家。只要你不管经济，经济就能发展”。他认为君主的义务仅仅是保卫个人的自由、财产、人身安全，使其不受他人的侵害；保卫国家的安全，使其不受外敌的侵犯；建设、维护某些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等三个方面。[12]252-253他强调，“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谮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12]27-28。他觉得这个权力交给任何一个自以为有资格行使的人去行使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只有将它交给“看不见的手”去指引，才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行为。
严复推崇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赞扬《原富》的发表使西方如“长夜始旦”，认为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英国富强的原因所在。“所谓业联、徙限、择业移工诸事，今亦听民自由，无为沮梗者。此可以见英国政令之日以宽大，与其国富之所由来”[6]112。他认为国家只需承担军事和司法职能，除此之外，“国几无事矣。兵者所以御外侮，刑者所以詰内奸。使斯二者而治，吾未见其余之不日起而有功也”[6]677。在经济方面，政府应履行三项职能，“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6]589-590。他认为“官治之事往往较之民办费多而事滥，故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道涂河海之大工，厉学设教之要政，皆民之所能自为，而不必为上者代大夫斫也”[6]677。
孙中山一方面肯定亚当·斯密能“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以他“为世所欢迎至今犹有奉为神圣者”，但认为随着工业革命和机器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阳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10]178-179孙中山认为近代经济的趋势是以经济集中代替自由竞争，其表现是大公司的出现。但大公司多属私有，听其发展下去，必然产生垄断，抑制竞争，提高商品价格，使“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因此，要保留大公司经济效益高的优点而除去其压迫社会的弊端，“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13]337。他主张“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经营，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3]191。因此，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这样的大事业，只有由政府办理，运输才会快捷，交通才会灵便，宏观经济效益才会好，相反，如果用私人办，不是私人的财力不足，就是垄断的阻力大，其结果必然是运输不迅速，交通不灵便，使经济受到损失。
面对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危机，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己经不能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救治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论证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主张借助政府对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来消除失业和危机。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确立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原理，主张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动摇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忽视政府作用的经济学体系。孙中山提出的主张早于凯恩斯，与之并无承继关系，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贫富不均问题，“所以消灭社会革命于未然”[14]191，而非防止出现经济危机。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强调，经济发展既要有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有政府机制的作用，“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5]87。政府和市场各有特点，各具优势，看不到它们的长处与不足，无视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尽管严复、孙中山均未绝对、片面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方，但他们在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结合的程度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可以说，严复主张以不干预为主，孙中山主张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为主，而张謇则主张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均衡。
张謇一向服膺中庸思想，反对走极端，认为“天下事贵得其中，若趋于极端，往往不能成事，即幸而能成，亦不过一瞬而已”[16]215，主张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他赞赏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和汉初的黄老政策，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横加干预，特别是横征暴敛，压制和阻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对日本政府在近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艳羡不已，渴望政府能实施保育政策，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担任新型产业的孵化器、制度创新的主力军、基本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以及新式经济功能体的培育者[17]，并就中国政府如何进行干预，如何划清国营与民营的界限，怎样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对策建议。
四、思想的现实性和务实性
（一）严复崇尚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倾向
严复认为，中国文化自古缺少自由传统，“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18]3，西方文明的真谛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认为管理与自由相对立，管理即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他对经济自由格外珍视，认为自由是富强的前提，“工商民业之中，国家去一禁制，市廛增一鼓舞之神”[6]489。如果能给百姓自由生产经营的权利，必将极大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为国家富强奠定坚实的基础。
严复认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受供求影响而出现波动是自然现象，它会自动实现平衡，政府无须干预；实行垄断，即使短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能持久，“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6]50-51。“任物为竞，则如纵众流以归大墟，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堤鄣，暂而得止，即以为平，去真远矣，”[6]54-55比如币值高低就“定于时势之自然，决非为政者所能高下，”除非是在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联系的环境之下，而且其结果也只会“扰民使不得安生乐业有余，故政烦者其国之岁值必退也”[6]414。
严复认为人都是理性的，不需政府干预，企业会自发调节；而且国家干预可能会好心做坏事，破坏自然形成的平衡，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一国财赋之事，惟其理有固然，斯其势有必至，绝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也”[6]35。他批评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既使通国受贵谷之损矣，而于农又无益也”[6]413。他赞同斯密实施奖励政策于民业即“大抵矫物情之自然，于人国为无益”的观点，说中国咸同年间开办了许多企业，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福州船厂等，其结果很不理想，“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逾此者”[6]418。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坚守自由主义理想，反对专制和独裁自有其合理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但他低估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正如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9]1事实上，政府的好坏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影响巨大。马克思就曾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20]762-763。而对近代中国而言，履行政府宏观指导、培育扶持职能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大国，不仅有强大的文官系统、常备军，而且有与之相配套的、维护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史悠久，且力度极大，以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被赵靖先生称之为“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21]339割裂历史，无视传统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其次，近代中国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贫国弱，缺乏独立主权，亟需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如果完全放任只能使国民经济更多地受制于列强，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严复欣赏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声称这是他“独有取于是书”[6]436的地方。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官营和垄断，反对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指出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一味追求外贸顺差，阻止白银外流是错误的。他对当时国内兴起的商战思潮、“保商权、塞漏卮”的主张予以批评，认为其“无所是而全非”[6]395。但对当时中国而言，为了抵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经济思想对后来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甚至成为俾斯麦的案头书。李斯特就提出，后发国家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加快经济发展，关税保护是“国家把贸易机会留给自己的方法”[22]184，在很多时候它“不仅仅是保护国内工业的方法，而且也是国家用以保护自己、抗击外国粗暴行径的武器”[22]109。第三，日本在近代崛起的历史证明了政府主导实现近代化的可能性。朱荫贵指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国家权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是能够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序和最有效地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的力量；是能够最直接动员全社会各阶层、各系统的潜力，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排除历史和现实中各种障碍的力量；是能够最快捷、最有组织和最有效地废弃旧制度、创立新制度、建立新秩序的力量；也是能够最直接有效地制衡利益和协调社会冲突震荡的力量”[23]。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曾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跑步的速度赶上和超过了西欧。为什么日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日本从封建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国家，为了赶上西欧，由政府出面指导民间力量，实行强制性管理，硬是把它们促了上来”[24]57。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移植产业制度，兴办模范工厂和各种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法，建立起工业化发展所亟须的必要产业；通过改革货币制度、银行制度、保险制度和公债制度，促进国内各类市场的发育；通过实施各项立法，引导市场经济沿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等等。可以说，在工业化大规模展开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以政府替代的方式担负了工业化初期的风险和成本，在社会秩序、金融、财政等方面首先建立了牢固的基础。[25]48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后发外源型近代化，要想推动工业化，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越是后发近代化国家就越是需要依赖国家主导。“为了迅速摆脱落后制约局面，同时有效地抵御外部垄断资本的渗透，政府干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26]234-235因此，严复不太重视政府作用，幻想单纯依赖市场的作用显然比较理想化，也不能适应当时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要求。
（二）孙中山强调政府干预，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平均地权，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着眼未来，防患未然
尽管孙中山和严复一样对西方思想理论都比较熟悉，但对西方自由主义却持有不同的立场，这也是他们对政府干预持不同乃至对立观点的基础。
如果说严复是为富强而呼唤自由的话，那么孙中山则为富强而主张限制自由。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很自由，“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27]688，认为中国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所以一盘散沙，受到外国侵略。他认为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有了个人自由，就没有国家民族的自由，因此，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必须限制个人自由。他说：“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7]689-670尽管孙中山关于约翰·密尔自由主义学说的看法比较简单，也不够准确。但正是这种限制个人自由的主张构成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
应该说，孙中山也看到官办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之弊端，提出“盖凡百事业，公办不如私办之省时省费。私人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晷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日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认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三五年可就者”[9]466，而且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考虑，孙中山即使在其一贯主张国有的采矿业方面也并不绝对排斥私人经营，还提出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奖励”、“扶植”私人资本的发展，但是对经济发展的考量让位于对出现社会革命的顾虑和对经济平等的追求。因此，他把社会效益作为选择经济运行方式的主要取舍标准。1922年12月19日，他在回答《日本纪事报》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坦承国家经营“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余亦深知……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各项实业逐一归国家管理……其中自不免许多耗费，”而且“国有事业归政府主管，经验尚浅，非私人事业可比……”。但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他仍然主张实行国有，“余以为为公共利益工作，不为私利工作，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因此，“厉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10]636。
如果说严复对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不加干预，那么孙中山则是积极干预。他认为，“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亦是如此”，欧美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如不平均地权，随着地价上涨，“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28]328。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如果听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如果贫富分化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上的贫富总是不平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我们要防止永远不再革命，一定要实行三民主义，那末，才可以替子子孙孙谋永久的幸福”[10]8。1897年7月，他在游历、考察了美、英诸国之后感慨欧洲列强并非极乐之乡，还存在社会革命之运动。因此应提前预防，“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有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28]326。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前者是因为“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后者强调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等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27]526-527。
严复认为当时中国最要紧的是理财，说“世变日异，而国家赋税之所待亦以不同。故今日之中国，患不知理财而已，贫非所患”[6]589。而孙中山则认为关键是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9]323。孙中山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并非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特质[29]，他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也并未结合中国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他主张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趁资本主义还没有大发展时即限制竞争，试图一劳永逸地避免在将来产生与欧美同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体现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有资本等这些大胆的设想所具有的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和理论不足，也使其可行性不强。[30]在当时既不可能在中国大规模实施，效果也未必会尽如人意。
（三）张謇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立足国情，着眼当下
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府干预经济问题上他立足国情，着眼“当前”，主要针对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思考问题，力图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垄断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未做更多的思考。他曾说过，我国政治家“习惯有一大病：则将举一事，先自纠缠于防弊，不知虫生于木，弊生于法。天下无无虫之木，亦无无弊之法。见有虫则去之，见有弊则易之。为木计，为法计，虽圣人不过如此”[4]490。张謇认为，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自发调节都有其不足，关键是如何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而不能因噎废食。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力增强对于救亡图存的极端重要性，主张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经营权利，反对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束缚和压制。另一方面，他鉴于我国面临的恶劣的国际环境，薄弱的生产力基础以及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感到在短期内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新兴的工业国，就必须实施“赶超”战略，倘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一切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难以想象的。张謇强调政府应当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扶持作用，通过政府干预以加快经济的发展。这体现了鲜明的东方特色，也符合后发外源型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客观要求。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国还未出现严重的垄断问题，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防止在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如美、欧所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而是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即贫困问题和救亡图存。因此，张謇的政府干预思想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
五、结语
张謇、严复、孙中山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他们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各具特色，难分轩轾。比较而言，张謇一方面反对政府直接经办企业，反对政府盘剥勒索企业，另一方面主张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出台优惠政策，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政府干预思想具有全面性。如果说严复和孙中山对政府干预的思考更多是从学理上探索和逻辑上推演的话，张謇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和观点则来源于实践，并主要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具有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和民族性。大致说来，严复主张以不干预为主，孙中山主张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为主，而张謇则主张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寻求平衡。严复崇尚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孙中山强调政府干预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预防未来可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革命。张謇则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垄断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未做更多的思考，而主要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力图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因此，其政府干预思想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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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s Ideology and Features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to Economy
——A Comparison with Yan Fu and Sun Yatsen
Jiang Guoho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Zhang Jian, Yan fu, and Sun Yatsen are famous economic thinkers in modern China. Compared with that of Yan Fu and Sun Yatsen, Zhang Jian’s thought i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reveals characteristics of rich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content, practicality and nationality in theory source, balances betwee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and the feature of reality and pragmatic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rrounding.
Key words: Zhang Jia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economic thoughts，Yan Fu， Sun Yatsen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