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謇的奉献精神
赵明远
1904年张謇和他哥哥张詧分家，他们写了一份“析产书”，在文末，他们以这样的言辞表明二人共同的志愿：“要之，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则余二人志愿之所同也。”[①]“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这是张謇经常用于表达人生观的朴实的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宗旨。正是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动力，张謇成就了常人所难以匹及的事业。
张謇曾说：“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②]张謇的人生志向在救国救民、在奉献社会、在民族振兴。从清流文人到社会改良的实践者，从封建士大夫到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一生舍弃了仕途、金钱乃至生命，为了家国天下，他义无返顾，浩然无憾。
一、“公仆”与“众仆”的选择
大生纱厂是以股份制的企业形式建立起来的。在中国股份制初期的年月，大多数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都对股东的投资承诺了固定年息，称为“官利制”。“官利制”的特点是企业自股东入股之日起，不论盈亏与否，均以固定利率定期向股东分派利息，派息后如有盈余再行分红。官利率根据当时的社会平均利率水平定出，大生纱厂的“官利”年利率是8%。
“官利制”确保了股东有稳定的收益，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并吸引着他们投入更多资金。很多出资人因此不需关心企业的经营，当然他们大多也没有这种能力。大生纱厂开工以后在以张謇为首团队的经营管理下，营业旺盛、盈利丰厚，大生纱厂股东们获得收益，远高于8%，多数年份的收益都达到了30%以上,1919年甚至达到了105.78%[③]。多数股东只知道享受大生纱厂经营的成果，并不了解企业经营艰难困苦，到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前，“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股东中殆十居八九”[④],企业的一切听张謇的没错。张謇拥有着对企业的全权，几乎没有什么制约。这种体制本来极易造成经营者剥夺股东权利，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但这种情况没有在大生发生。反之，张謇十分尊重股东的权益，从建成之日起，大生纱厂每年都会将年度业务总结（说略）和财务报告（帐略）刊印成册，送达各股东手中，向股东作书面汇报。
随着大生纱厂盈利的不断增加，张謇开始动用大生纱厂的资金进行集团化扩张。到1907年时，除了兴建了大生二厂，还投资于通海垦牧公司、大兴面厂、大隆皂厂、广生油厂、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大生轮船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轮步公司等一系列企业，同时还开始兴办通州师范学校、翰墨林印书局、博物苑、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中学堂等。终于有股东感到张謇的这些行为似乎在触犯他们的利益了，于是有人提意见说，张謇不该动用大生的公积金投入到其他企事业中，还有股东说，既然纺织业利润高，我们就该专营纺织业。这些股东的意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本无可厚非，况且张謇兴办的这些企事业“烧钱”的居多。然而，他们的议论得到的却是张謇一番严词回应，张謇在大生纱厂第八届说略中指出：我一直和大家说，叫我做“公仆”可以，做“众仆”不行！
“公仆”“众仆”在别人听来是差不多的意思，在张謇这里有着明确的区分，他说：所谓“公仆”是“营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渐以开投资合群之风气”，而“众仆”则是“域于一事，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因牺牲其自身，为有限股东之牛马而悦之，而与世无预”[⑤]，在他看来，“众仆”只是为股东们的利益服务的“牛马”。一个企业家，如像张謇所说的“众仆”那样，对股东负责、对企业发展负责，为企业谋求最大利润、为股东谋求最大投资回报，这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企业家，但是张謇不愿意只成为这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企业家排在了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张謇在科举正途上历尽艰难，最终博得状元头衔，却义无反顾地走上“末业”，这绝不是我们常说的“弃官不做”“状元下海”那样轻松和简单，其中的一番艰难抉择是当代人难以体会的。张謇曾这样回忆道：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盖自恃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一语，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⑥]
张謇用“捐弃所恃，舍身喂虎”来描述这一艰难抉择，他认为救国救民要从“兴实业始”，不广兴实业，哪有钱来办理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呢？与富人打交道虽然违背他的“素守”，但这样做是为中国大计而自贬，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自贬。他义无反顾“舍身”于“四民”之末，是有更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他，那就是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须有国权，乃能有商利者，公仆之义也”[⑦]，所谓做“公仆”就是要超越某个企业、有限人群的狭小利益，是优先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用他后来的话就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⑧]
正因为抱定了如此的志愿，张謇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处处以“公仆”精神去办事。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前后五年时间里，“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生计全赖他在书院任职的薪俸，对大生纱厂的建厂资金决无自用，更是精打细算。张謇等人发起成立江苏铁路公司，众股东聘请他担任公司协理，张謇发表意见时又谈到了“公仆”问题，他说：任职公司就是被公司雇用为仆人，受雇拿工资是通例，但是苏路公司事关国权民生，资本筹集不容易，“能多省一文之费，即多做一文之事”，我担任的是“义务公仆”，“除为路事所用应由公司应付外，不受分文公费”,他向股东会明确表示不拿工资,同时请股东们放心，“决不因不受公费，稍有分毫委卸退缩之意”,“此虽个人之见，然匹夫有志，不可夺也”。[⑨]张謇以不拿或者少拿薪酬的方式来换取投资人对他企业发展方针的支持和企业服务社会、关心民生的支持。正是有这种企业家的“公仆”奉献精神，张謇不仅成功开办、经营了一个个企业，南通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也一个个兴起了。
张謇认为“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⑩]办实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办社会公益，因此他不顾部分股东的反对，持续将部分大生纱厂资金（当然还有他个人的所得）投入到教育、慈善、公益事业中。当然，张謇并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理想，而忽视众股东的利益，从1899年到1921年，股东们获得的平均投资收益累计达到投资额的400%以上。[11]但是，当1922年后大生纱厂经营遇到困难时，有股东、债权人又拿出“业外投资”一问题来说事，张謇随即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须知张謇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12]
抛弃“高位重禄”而“舍身喂虎”，不为“众仆”而为“公仆”，不“为有限股东之牛马”“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而“牛马于社会”，这就是张謇的人生选择。
二、聚财与散财之间
1907年3月10日，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张謇到学校训话，一开头他就给学生们提出几个问题：“世何以须教育？教育何以须师范？师范之养成，以何为重？师范之希望，以何为先？”张謇举出了孔子、孟子的言论，向同学们指出，“古之仁君曰恭俭”“俭为美德”，师范教育要以俭为重、以俭为先。他接着说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单单举一个“俭”字勉励你们？因为“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13]
张謇把“俭”作为年轻人的鞭策和要求，是其人生经验使然。张謇出生于寒门，少年时代跟父兄在田间劳作，民间的疾苦和家庭的清贫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勉节俭任劳耐苦的习惯。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因为一直持有这样的美德，他的事业不断走向成功。所以他和同学们分享的是他成功的经验：那就是俭不仅可以使人养成坚贞耐苦的意志、高尚美好的节操，还可以通过节俭，让实业、教育建设得到更多的投入。
随着张謇的事业的发展，他个人收入也在逐步提高，但他仍秉持节俭任劳这些美德直至终生。我们可以从他给吴夫人几封家信中，看到张謇的日常生活状况，那是一种让今人难以理解的俭朴：[14]
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须是将债还清，又为徐夫人造成女子学校，又筹足几个小学经费，尊素堂之事方了，卿当明白此义。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切切。（清宣统元年正月）
外间各省扰乱，移家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余有暇即归，不必系念。（民国元年九月）
新棉裤颇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民国二年十月）
传习所绣服十月初可成。一定十月十三日送吉期。珠花即用亦勿过贵。今日时局，今年岁收，能少奢一分好一分。亦惜福不享尽之福，须知此意。（民国四年八月）
喜事过，家中女仆亦可酌减一二。家中今年用度之费，过于平常不止一倍，以后须加节省。凡人家用度，若但出入相当，已不足以预备非常之急。若复过度，则更不合处家之道。新妇在家，汝宜为之表率，俾知处乱世处穷乡居家勤俭之法。（民国四年十一月）
张孝若在回忆其父日常生活时写道:“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品。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有时候包药的纸，或者废纸，拿过来起稿子或者写便条用。……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等到相当的时候去应用它。”[15]张謇居家生活如此精细节约，与他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如此不相称，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张謇自1895年起在南通创办实业、教育，常住于大生纱厂、师范学校或者博物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15年，张謇建成了他在南通城的第一所私宅——濠南别业，此时张謇已年62岁，高居政府农商总长之位。而在建造濠南别业时，张謇给张孝若的一封信函却透露出他建别业一度后悔的心情：“别业势不能中止，而意窃悔之，为来日之艰也。家中可告汝母，刻意节俭，为自立之图，非常之备。”[16]张謇对家人“节俭”的教导中体现着一种自立精神和忧患意识。其实张謇并未在濠南别业久住。张孝若结婚以后，他就搬到了较为简朴的濠阳小筑去了。
濠南别业落成时，其门生、通州师范校长江谦曾赠贺联：“有庇人广厦万间，最后乃营五亩；非举国蒸民饱食，先生何暇安居。”贺联颂扬了张謇克己为民、忧乐万家的精神境界。
简朴是张謇生活习惯和自律，而这并不是他生性吝啬守财。他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17]张謇的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红利等收入，由于大生企业一度发展较快，张謇的红利相应为数甚巨，另外张謇还有政府任职、社会兼职的薪俸收入，说张謇成为一个“富翁”实不为过。但张謇却经常公私不分，将私人收入充作各种公益用途，践行他和学生们说的“立实业之本”“广教育之施”愿望。
张謇早年就在家乡做过许多公益慈善活动，如1886年张謇在家乡海门与父兄邀集乡人办公司兴蚕桑，买回几千棵桑苗赊于乡人种植，并送《蚕桑辑要》；1895年前后，在海门举债营建家庙、义庄、社仓、石路、石桥，出资540千文建儒寡会，优恤士族寡妇。
1902年，张謇发起筹建通州师范学校。张謇拿出了他在大生纱厂历年没有支取薪俸2万元，加上张詧及其他亲属的资助，征地41亩兴建校舍，于次年建成，紧接着建成了通师附属小学。1905年，张謇兄弟等以私资建立了通州女子学校，后学生增加，他们即于1910年出资另购珠媚园新校址，改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建初级、高级两部附属小学。对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张謇兄弟均予捐款。
1904年，张謇在海门长乐以私资建了国民初等小学。次年，张謇夫人徐氏出资建成张氏私立初等小学。1906年，徐夫人又在长乐建了小学，称张徐私立第三初等小学。由于小学中常有男生欺负女生的情况，徐夫人就有了再建一所女子学校的愿望。1908年徐夫人临终前把此愿托付给了张謇，1913年，张謇将这所女子学校建成。
1904年，张謇在城南建植物园，次年改为博物苑。张謇不仅出资建设，同时将个人收藏的文物捐赠于博物苑中。1912年，张謇又发起建立图书馆，又向馆中捐赠了八万多卷藏书。1913年，张謇兄弟捐资建立了公共体育场，以后又出资分别于1914年建成女红传习所，1916年建成了军山气象台，1919年建成了伶工学社、更俗剧场。
1905年，张詧、张謇等发起建立新育婴堂，1906年秋在唐闸建成，用费23400元，其中张謇兄弟捐资占1/2。张謇夫人徐氏病逝前嘱咐家人将其历年节存资金开办一所幼儿园，1913年在唐闸的“南通私立第一幼稚园”建成，建筑费2190元。其后，张詧夫人杨氏也出资建成了“私立第二幼稚园”。1920年，张謇夫人吴氏也以自己私产创办了“私立第三幼稚园”。
1913年，张謇以他在60岁寿辰时所得亲戚朋友的贺礼18221元，在南通城南建造养老院，后称第一养老院。又分贺礼8500元用于扩大新育婴堂房屋面积。1920年张詧70岁寿辰时，亦将所得戚友馈礼在长乐镇建造了老老院，后称第二养老院。1922年张謇70岁寿辰时又以贺礼3万余元建造了第三养老院。1913年5月张謇、张詧购地11．7亩多兴建医院，至1914年6月竣工，用款2万余元。1914年8月，张謇在南通县城西门外大码头创办贫民工场，后又在东台、仪征各办了一所贫民工厂，开办费来自张謇担任两淮盐政总理的薪水约66000元。[18]
1913年，张謇筹措资金，在狼山北麓购地兴建狼山盲哑学校。1916年2月，张謇又办残废院，与盲哑学校相毗连。同年用银1300余元在南通城西门外建栖流所，收养乞丐。盲哑学校、残废院、栖流所等日常经费不足之数均由张謇担负。张謇还将社会各界所赠张孝若出国留学的贺金1619元用于公益。[19]
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将个人的金钱收入大量资助到公益事业中去，以上仅举出在文教慈善方面的一些实例，总体出资情况难有确切的统计。张謇在去世前一年谈到他对教育、慈善等事业的资助时说：除纺织专门学校和通州师范外，他和叔兄每年承担的费用为：教育事项58440元，慈善事项22560元，公益事项4080元，总计达85080元。二十余年来，“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余元。”[20]资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
张謇说：“有钱人的势焰，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我可是抱定有了钱，非全用掉不可。”又说:“一个人的钱，要从我的手内拿进来，再用出去，方才算我的钱，不然还是人家的钱，或者是箱柜里的钱。”“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21]显然，在张謇心目中，金钱不过是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而已，而决不是人生价值的砝码，更不是人生的价值追求。节俭可以聚财，而聚财是为了创业，是为了贡献社会。
三、七旬千纸落江湖
张謇一生成就了多方面的事业，其书法亦为世所推崇。他的隶、楷雅淡安详，谨守法度，行书则稍见放逸，雅健潇洒。张謇早年已为清流名士，后又高中状元，所以向其索字的人是很多的。而张謇公开卖字却是从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的。
1897年10月，张謇为大生纱厂赴沪筹集股本，然而此行很不顺利，不仅集资不成，还染上霍乱。旅资不济时，张謇即卖字维持。1899年5月，大生纱厂已建成开工，流动资金不足，张謇再赴沪集资，前后两月。旅费不足，仍以卖字自给。张謇办大生先后五年，生计开销均从他在书院的月俸中支出，纱厂股金从未支用一分。其创业精神由此可略见一斑。
1904年张謇出资在唐闸筹建新育婴堂，1906年建成，一年内收婴已达千名，费用超过二万，入不敷出。张謇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育婴堂募捐。然而育婴堂所收婴儿不断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闻”，张謇说既然叫育婴堂，就“无拒婴不纳之理”，但“岁月遥遥，殊难为继”，[22]于是他开始通过卖字为育婴堂筹资，他在报纸上又刊登鬻字启事，他说：如果我自己不能尽自己的全力，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响应我募捐的人，我捐出和募集的开办经费已用完，惟有卖字了。张謇计划每季度以卖足五百元为止，一年计得二千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张謇在启事中说，我的字虽不足称道，但是卖字的钱是用来育婴的，百余名儿童的性命都绕系于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啬钱的话就包涵点我的字吧。
此后一段时间，上海、南通的报纸上连续刊登着张謇的鬻字启事。不仅育婴堂，南通博物苑文物征集需要经费，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要资助，张謇感到“负任之力固已尽也”，只有靠继续卖字来补充经费的不足，鬻字的期限一再推迟，润格也在提高。[23]
1916年，随着残废院、盲哑学校的建成，张謇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济缓急，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张謇又发布了《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继续鬻字启》《为慈善鬻字启》，张謇在百忙中不辞辛劳，以字易资，计划每天抽出两小时写字。其实为创办这些慈善事业，张謇及其家人已出资很多，张謇还让大生纱厂等企业常年赞助，并多次发动社会募捐。但为了慈善事业，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不惜花费精力去卖字，以获得更多的经费，这一轮集中卖字前后持续了三年多。张謇是这样表达他的心愿的：“诸君虽略损费，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24]只要能够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唤牛马一样使唤他，为的就是能够向那些病残无助的人献出一份爱，效力于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
1922年，大生企业集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更为困难。年逾古稀的张謇为南通的各项地方事业殚精竭虑、苦苦支撑着。这时报纸上又出现了张謇的《为慈善公益鬻字启》。张謇说：“我所负地方慈善公益之责，年费累百万，无可解除，亦无旁贷也。求助于人必无济，无已，惟求诸己。”张謇继续说道：我鬻字就像劳工一样，忽忽十余年过去，如今年已七十，哪能再经得起如此辛劳？但不鬻字怎么办呢？这次鬻字张謇定期为一月，每日写两小时。[25]而事实上，张謇的这次鬻字依然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1924年九月初一，七十二岁高龄的张謇最终放下了鬻字的墨笔，为此他作了一首题为《鬻字告终以诗记之》的短诗：“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泽，满眼良苗济得无。”[26]
张謇鬻字除了办大生纱厂时是筹集旅费外，其余均是为南通公益慈善事业筹资，取字收钱自然是理直气壮，心安而理得，“其间绝无可容讳饰之处”。于是定下详细的润格，在报纸上广而告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謇鬻字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如1908年，张謇四尺行书联为两元，到1924年时已增至十四元。而且还有种种条件，如请张謇写字还必须“纸与钱俱，当按先后为次”，“钱到登记，字成即交”，虽是鬻字筹钱，自然也不是有钱就行，“折欠不书，劣纸不书，来文未尽善者不书。”[27]另外，鬻字期间，“无一字不纳于鬻”，一切应酬之作就要暂停了。
大致就是从为育婴堂筹资开始，张謇鬻字就有一印，印文：“啬翁鬻字之印”。然而买字人似乎都不愿意张謇钤用此印，于是社会上有些议论。至1916年为残废院、盲哑学校筹资时，张謇好友黄炎培来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用鬻字私印，这样可以适应买字者的“社会心理”。对于黄炎培的建议，张謇认为只要“能多得钱济公益，宁有不可”，便不再使用。他对黄炎培说“明年待钱举办之事尚多，恐不免仍一鬻字，兄若闻社会如何愿多出钱买仆字者，望举告，仆必谨遵。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也。”[28]
在张謇给黄炎培的复信中，曾阐述了自己对鬻字的看法。张謇认为“人世取与之道最明白正当者，无过以劳力为金钱之交易”，卖字“犹劳力博钱”，买字“犹以钱酬劳力值也”，以自己“夙昔之所习，劳于旦夕”来换取报酬，如此“最明白正当者”，却不合“社会心理”，这使张謇有些愤愤不平。
其实这种心理还是容易理解的，买字者得到张謇字幅如标明是买来的，那如何能借此抬高自己，如何值得炫耀。但张謇却不以为然。在张謇看来，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应是兴致所至，有感而发。因此，古之以艺自高者，除了感遇酬知，不轻易为人奏技，如此能获其一字一句，一画一阕，确实值得炫耀。而如今自己是公开卖字，得字者明明是“以钱买得者，而必讳之曰是非买得，宁非自欺，宁非欲人之共为欺而自欺。”[29]为了慈善公益事业，张謇多次发起募捐，然而所得总不敷用，他公务繁忙之时还要去写字筹资实为万不得已。张謇最看不得那班有钱却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而今要适应那些有钱人的心理，不能用鬻字印，与他们一起做那些自欺欺人的事，张謇的内心自然“痛之恶之”。[30]
但张謇毕竟是一位慈善家，他不再把书法看成怡情遣性的艺术，而是当作一种普通的劳动技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在历次的鬻字启示中反复声明：“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并说“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庆幸自己的书艺也能为社会公益多作一份贡献。在看到“满眼良苗”得到了培育，他的内心感受更多的应是欣慰。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形”， 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成就了丰功伟业。而他对于事业总是事必躬亲、全力以赴，“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鬻字只是他一生事业中所做的很小的事情，却反映出他高尚的人生境界。
四、为世牛马，浩然无憾
1909年的一天，通州师范学校的缪文功、李元蘅、顾公毅三位老师相继提出辞职。此时南通的教育事业起步不久，这三位老师是南通教育界的重要骨干，他们的辞职让张謇深感不安，他随即提笔给他们写信。张謇写道：各位老师相率请辞，是因为学问不足于用，还是因为教学太辛苦？学问提高是理论和阅历的结合形成，一面研究，一面实践，正是追求学问弥补不足的方法，这可不是辞职的理由；如果是因为太辛苦的话，那就看看我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张謇说：“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下走尚未忍言劳也。”[31]他说，我就像世间辛勤耕耘奔走的牛马，终年都没有停歇的时候，我认为今日之人，应当辛苦劳作而死，而不应该安逸闲适而生。我整天奔忙也从不愿意说自己辛苦啊！张謇继续说道：现在正是民族危亡的时刻，惟有教育才能救国救民，希望诸位贤士相互勉励，协助我一起为南通的教育事业发展而努力吧！三位老师为张謇的精神所打动，继续在张謇的领导下在南通的教育界任职，后来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謇清楚救国救民任重道远，实现这一志向决非易事，肩负的重任也非常人能够承担，须有勤勉实干、忠实坚韧、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牛马精神”而能成功。张謇一直自比作“牛马”，以此自励，也以此勉励他人。“为各股东效牛马之劳”，“供诸君牛马”“乐为人牛马”“为人牛马三十年”“牛马于社会而不辞”，这是他言论中常常用的词句，正是张謇人生的真实写照。张謇以这样的“牛马精神”带着他的事业走向成功，开启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张謇不仅把个人所得无私捐助社会，不仅为南通事业奉献了金钱财富，更是奉献了皮骨心血，奉献了全部生命。张謇说：“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32]
然而，张謇自恃个人的力量，寄望于带领少数精英的奋斗和奉献，去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的理想而奋斗，但在那个时代既无法得到有效的政府支持，更没有稳定的国家政局、安定的社会环境，张謇悲愤地说：“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33]在当时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南通的“地方自治”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却难以偏安于一隅、保持持续地发展。张謇曾不无担忧地说：“在今日已有力小任重之虑，在将来更不免人亡政息之忧。”[34]
1922年，中国棉纺织业出现了行业性危机，大生纺织集团也未能幸免，企业经营由持续旺盛突转为步履维艰。南通各项事业主要靠大生纱厂的经济支撑，由此大受影响。此后，大生纱厂被债权人接管，张謇失去了对大生集团的控制权，南通的事业走向了箫条，他很多志向难以实现了。张謇晚年内心很悲凉，他给好朋友钱新之的信中说：我张謇不幸生在中国，又不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尤为不幸的是，我还抱着为中国伸眉、为书生吐气的志向，以一个知识分子纯洁身心，投入到生意场这种秽浊不伦的地方；三十年之前经过反复考虑，投身实业、教育，一意孤行，置成功失败而不顾，有幸成功了、获利了，但辗转到今天遭受挫折，几乎要失败了，在这个时候我年纪也大了，怎么办？好像应该停下来休息吧，但是我还苦于不能停下来，因为南通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教育的基础还没有建好，实业的接班人还没有培养起来，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做在陋巷里面“一箪食，一瓢饮”的自得其乐的颜回，而不得不像禹、稷这些远古圣贤一样仍还要去胼手胝足、辛苦劳作啊。[35]
虽然面对着更大的困难，晚年的张謇依然奋斗不息。他说：“謇老矣，为地方而死，完我村落志愿，浩然无憾！”[36]
1926年的夏天，南通气温之高创军山气象台有气象纪录10年之最，几乎每天都在35度上下，7月底8月初最高达到38-39度。年已73岁的古稀老人张謇，此时并没有在家中安度酷暑，颐养天年。去世前一个月，他仍然在为南通事业奔波劳累，直到卧床不起，走到生命终点：
7月25日，剑山修庙筑路工程顺利完工，为剑山文殊院落成赋诗与题联14首（副）。为之捐资6000元。
7月26日，参加欢送南通县官绅代表团前往江南勘界会议，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约半小时。
7月下旬，临怀素《四十二章经》草书。读《左传》。日课一诗。
7月下旬曾分别致函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始人斐义理，以及江苏省长陈陶遗、老友仇继恒等中外人士，为在南京的江宁义农会培养挑选人才提供建议。
7月下旬为儿子张孝若被任命为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起草书面训词，提醒他上任后的注意事项。
8月1日，早六时往姚港勘查江边夏秋季主汛期水文形势，筹建长江堤岸防洪工程。
因为连日高温，在前一天张謇已感身体不适，8月1日江边的勘查，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与身体，在烈日下工作了一天，回来之后即病倒了，到8月24日夜里不幸去世，奏完了他73年奉献人生的绝唱。
1926年11月1日，张謇灵榇出殡。“我父殓时的裹衣，是拿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做的，我父神主是我自己题的，讣文上不用一切衔名”，“皆追体父意者也”。[37]张謇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张謇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全部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而他给南通留下的是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当时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是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通讯、园林等市政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张謇的领导下，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张謇去世以后，有许多社会名流、学者大家对张謇有过很多的评价，并广泛流传。而南通普通民众对张謇的感情，则在一个来访的年轻作家笔端深情地写了下来：
“到现在，他是已经死了，但谁不记得他，谁不追念他！一个黄包车夫，一个舟子，你停下来只要开口说一句：‘你们南通真好呢’！他就这么回答你：‘张四先生不死就好了’。要像这样，才配得称为一个事业家、社会改革家，他的精神，真是深深地入了民间。这种人的伟大，比起一国的元首，或是国际名流，空谈着理论的学者，是要十倍百倍的罢！他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能抛弃世俗的名利，脚踏实地地做一件自认为有益民众的事业。而这种事业，是一般聪明人、投机人认为不屑做的。他却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下去，就在这种地方，显出了他的伟大”。
这是作家刘大杰在1933年来南通时留下的记录。刘大杰又写道：“他放弃了将相的迷梦，将一生献给于地方事业了。靠十年的经营，使一个荒凉的中世纪的城市，变为一个繁荣的近代的都市了。一株树，一度桥，一个茅亭，都使我们能看出这位革命家的精神来。他真是民众的造福者，民间的基督。”[38]
在南通南郊的一片林木葱郁处，张謇先生长眠于此。张謇墓地南面直对着五山与长江。张謇在生前曾给自己墓阙写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和五山、和南通这块他奋斗的土地永远相伴。五山只是五座小小的山丘，五山因张謇在这里长眠而显得伟岸壮丽，南通也因为拥有张謇这样的先贤倍感自豪。
注释：
[①]张謇：《析产书》，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②]张謇：《致沈曾植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③]编写组：《大生企业系统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④]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⑤]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⑥]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550页。
[⑦]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1906.6）。
[⑧]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⑨]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4页。
[⑩]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6页。
[11]编写组：《大生企业系统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29页。
[12]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1页。
[13]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23页。
[14]张謇：《家书·致吴夫人》，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8—1519页。
[1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4页。
[16]张謇：《家书·致孝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页。
[1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44页。
[1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61—362页。
[19]《张啬庵启事》，《通海新报》1916年1月20日。
[20]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2—573页。
[2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60页。
[22]张謇：《南通新育婴堂募捐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23]张謇：《鬻字字婴启》、《鬻字改例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5页。
[24]张謇：《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168页。
[25]张謇：《为慈善公益鬻字启》，同上，第237页。
[26]张謇：《鬻字告终以诗记之》，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27]张謇：《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鬻字字婴启》，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第114页。
[28]张謇：《致黄炎培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5—626页。
[29]张謇：《致黄炎培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页。
[30]张謇：《致黄炎培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页。
[31]张謇：《致缪文功李元蘅顾公毅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32]张謇：《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页。
[33]张謇：《苏社开幕宣言》，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页。
[34]张謇：《呈筹备自治基金拟领荒荡地分期缴价缮具单册请批示施行文》，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页。
[35]张謇：《为实业致钱新之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8页。
[36]张謇：《为南通保坍事声告全国及南通父老书》，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3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21—522页。
[38]刘大杰《绿杨城》，《现代学生》1933年第2卷第9期。
（原载《博物苑》2017年第2期（总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