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謇逝世90周年学术座谈会交流论文●

张謇与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比较

陈蔓生

张謇与孙中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接影响我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天各一方，年有长幼，经历各异，但他们都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和宝贵的遗产。认真比较他们的历史作为，准确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两位近代历史人物和深入研究我国近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从3个历史时期，通过分别分析张謇和孙中山的历史作为，来对他们的历史地位做一个评价。

一、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者与革命救国者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经过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破产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通过‘公车上书’，把改良变法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1895年后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运动。张謇、孙中山虽然没有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角，但都于此时登上了我国近代史的主舞台。

张謇在1894年“恩科”登魁以后，进入了清朝统治阶层，参与了“帝党”与“后党”的权力斗争。清政府甲午战败后，张謇曾单独上奏弹劾主和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这是张謇为官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正是这次经历“张謇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而另走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新路。1895 年夏，张謇为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方针，主张实行“商办官助”，以谋求近代民族工业的振兴，抵御洋货倾销。1896年春，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并创办纱厂。1899年，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正式开机生产，从此张謇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道路。

而孙中山在1894 年上书李鸿章“ 求知当道”的愿望破灭以后，随即改弦更张，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走上了革命道路；1895年他领导组织兴中会成员进行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成为公开的反清革命者。

二、清末新政后：立宪派首领与民主革命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1901年，清政府推行了所谓的“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张謇写出了《变法平议》，条陈了42 条变革事宜，其主张并不比维新变法时期有更多的新意，作为建议草案的《变法平议》也没有被清政府采纳。1903 年张謇东游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取得的进步大有感悟，回国后张謇开始积极鼓吹实行君主立宪。1904 年5月，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撰写了《拟请立宪奏稿》。这年7月，张謇又把译印成的《日本宪法》，送至慈禧太后，慈禧看后颇感兴趣。8 月，张謇又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两本小册子分送铁良等朝廷重臣。这段时间里，张謇所兴办的实业快速发展，张謇逐步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民族资本家，成为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袖。

“清末新政”也为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使大批的知识分子转到革命队伍中来。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标志着以创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华大地上崛起，并为推翻清廷浴血奋战，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战线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三、武昌起义后：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与民国的奠基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9日夜晚，张謇正好在汉口即将离航的轮船上，他目睹了武昌城内大火冲天的情景。10月23日，他回到江苏后，一面要铁良派兵援鄂，一面动员铁良奏请清廷“速颁行宪法之谕”，25 日张謇又到苏州，说动巡抚程德全呈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并连夜起草奏章。这些都说明，当时张謇还是从立宪派立场来应对事变的，他所想到的首先是治乱，并借机推进立宪。

应该说，当时立宪派倒向革命，是有程度限定的，或者说是最多在反清这一点上与革命派一起推动了形势的发展，一起把满清王朝的统治推翻。革命派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立宪派一直考虑的是他们既定的立宪方案。武昌起义后仅四天，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袁世凯以收拾大局的计划了，即“惜阴堂策划” 。

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也正是在武昌起义后的形势下从立宪转变到反清革命上来的。张謇的通电声明虽然是较晚的，但由于张謇是立宪派“唯马首是瞻”的人物，所以张謇立场的转变，无疑对推动反清形势有决定性作用。而张謇立场转变的同时所准备的政治策略，也就是“拥袁代孙”，张謇是这一策略实施的关键人物。

孙中山则于12月25日才从美国返回，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投票选举，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从这时开始，张謇与孙中山才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张謇作为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个月。1912年2月13日，因为汉冶萍公司向日本抵押借款一事，张謇辞去了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孙中山一再挽留，但仍未说服张謇。

这一时期，张謇与孙中山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张謇主张“拥袁代孙”，或者说他拥戴袁世凯的实力与主张;其实，此时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曾明确表示“虚位以待”。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孙中山是被迫“虚位以待”，而张謇则是颇为自觉地“拥戴”。在袁世凯后期称帝自为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张謇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孙中山从“虚位以待”后到武力讨袁，并发动了二次革命，由此开始了反对北洋和南方军阀的斗争，从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新探索，完成了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张謇则在“拥袁代孙”之后，曾在袁世凯政府担任了二年的农商总长。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此后脱离袁氏政府，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同时，张謇加快了其在南通等地的实业和自治活动，把自己的个人实业实践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纵观整个一部近代史, 轮廓分明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朝着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不断演进。就张謇和孙中山来说，在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他们都各自作出了不懈努力：张謇立足现实，努力开拓，致力于实业、教育，热衷于立宪、自治和社会改革；孙中山不屈不挠地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然而他们都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朝着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不断演进这一历史过程，可谓殊途同归。

（作者简介：陈蔓生，南通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