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913年3月31日致袁世凯函校笺

张裕伟

发生在1913年7月至9月的“二次革命”对当时的政局及近代中国政治走向都有着重大影响。该事件由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引发，经历了较为复杂的酝酿过程，多股力量均涉入其中。张謇作为有着全国影响的士绅领袖，对这一事件也十分关注，积极活动，希望妥善解决。在《张謇全集》中留有大量当时张謇致袁世凯、赵凤昌等人的电报、信札，这些史料对进一步构建二次革命的史实基础和进一步研究张謇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批信札中1913年3月31日致袁世凯的一封长函原件有幸躲过了近代众多的动荡和灾难，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南通博物苑中，弥足珍贵。试将该函手迹与《张謇全集》对读，发现其中一些文字有所出入，因该函手稿具有唯一性，因此笔者用之对全集所录文字校勘一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浅显说明，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惠予指正。

一、释文校订

新版《全集》该函文字照录如下^[1]：

大总统钧鉴：

顷自燕生过此旋粤，曾在竹君处以展转谈议之国事告燕生，燕生意颇释然。所谓谈议者，总统一致无问题，军警权归总统，交通亦总统素信之人，即燕生亦可，总理以少川为宜，或总统别有人，但得能顾大局者，亦必赞同云云。此事宋极为力，黄亦许可，可作一结束，以奠国基矣。不意宋于北上忽然被祸，南方人心理由是一变，无论彼党之人矣。天下事成之难而毁之易，千金之堤，溃于一蚁之穴，其不信哉！《易》云：“开国承家，小人不用。”不知许多著名有年之小人，何以纷纷得聚于都下也？为之痛恨！

处极纷乱危苦之境，唯有中正光明，可以获终吉，此经训也，亦必不易之理。为今计，惟有劝公以光明中正之概处之。洪于案为中心，无不归案之理，即内阁涉嫌，亦应解职受审，使四海之人，皆知公之坦然明白，则万疑尽释。洪若犹有良心，犹以累及居停为不安者，悉自承认，或内阁尚不至受嫌，所患众证皆具耳。黄云：第一、以国家为前提；第二、要死者明白。深虑公之袒护。下走证人，公必不袒护，公似宜先有一中正光明之命令。黄见过一次，意极凄激。法庭恐须就沪特别组织，不必一定提部，此亦表示光明之一法。设有陈情，公可加委。总之，国势已处万险，不可再冒险。五代石氏之祸，不可不虑。东邻方利吾内哄也，私以为危，不敢不言。

雪有去志，一出殆不可留，何人可替？有拟及铁珊者，有拟及思缄者。拟铁珊者，以思缄为本省人，本省人之觊觎此席者多，思缄处之，谣诼仍不免耳。一二月后，苏财政将大困。目前即短七八十万军饷，此一雪去之一端。公何以策之？岱杉已处独坐穷山之势，一张一弛，下走亦屡贡忠言，未知何如也。

导淮事承公任命，又下走廿余年之规划，宁不愿为？然先此即有以导淮为下走之罪案者，世无是非如此，曷敢不审慎而应？最好公别任人，而下走为之顾问，使下走得稍胱于谗夫之吻。此时不能即北，须南北猜忌稍释，即当奉诣。意虑有万，不能尽一，愿公熟察所陈，即不当，幸公亦勿示人也。敬请

勋安

　                    张謇谨启

　      三月卅一日

　（据1994年版《张謇全集》）

按照前后顺序，该函可供商榷的释文主要有如下几处：

（一）关于“此事宋极为力，黄亦许可，可作一结束，以奠国基矣”。“可作一结束”前漏一“谓”字，应为“此事宋极为力，黄亦许可，谓可作一结束，以奠国基矣”。

（二）关于“《易》云：‘开国承家，小人不用。’”“不”字应为“勿”字。该句出自易经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2]。意思是执政者发布命令，在分封诸侯和大夫时，不要任用“小人”。张謇这里用到“小人”一词，指那些别有用心者不但谋杀了宋教仁，还将良好的时局一下子搞乱，国事变得十分混乱，实在令人“痛恨”。

（三）关于“处极纷乱危苦之境，唯有中正光明，可以获终吉”。“危苦”前面漏释一“极”字，应为“处极纷乱、极危苦之境，唯有中正光明，可以获终吉”。

（四）关于“此经训也，亦必不易之理。”“易”字前脱一“可”字，应为“此经训也，亦必不可易之理。”

（五）关于“下走证人，公必不袒护”。“证”字应为“语”字。此句意为，黄兴十分担心袁世凯会“袒护”刺杀宋教仁的凶犯，而张謇则告诉别人，袁世凯一定不会袒护。“下走”，张謇常用的谦称。

（六）关于“总之，国势已处万险，不可再冒险。”“国势”前漏释“此时”二字，应为“总之，此时国势已处万险，不可再冒险。”

（七）关于“雪有去志，一出殆不可留，何人可替？”“殆不可留”前漏释一“口”字，意思是程德全有了辞职的想法，并且已经明确提出，即所谓“一出口”。

（八）关于“此一雪去之一端。”“一”应作“亦”，“去”后漏一“志”字，应为“此亦雪去志之一端。”意思是上述内容也是程德全提出辞职的原因之一。

（九）关于“使下走得稍胱于谗夫之吻”。“胱”应为“脱”，意思是让我也能够摆脱那些喜欢造谣人的谗言。

（十）关于“此时不能即北”。“不”应作“未”。

二、内容笺释

关于“顷自燕生过此旋粤，曾在竹君处以展转谈议之国事告燕生”。燕生：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字翼夫，号燕孙，又作燕生。清光绪年间进士。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上台积极活动，成为旧交通系首领。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据《梁士诒年谱》记载，在宋教仁遇刺后，“是时先生在广州，方与胡展堂诸公商整理粤币及筹开辟乌涌商埠各事，得上海来宋被刺电，怃然曰‘天下从此多事矣！’即电港探赴沪船期……二十三日，先生乘蒙古轮船赴沪，转乘津浦车入京”^[3]，根据这则史料，则首句中的“过此旋粤”有了确切的佐证。

竹君：赵凤昌（1856—1938）。常州武进人，字竹君，晚号惜阴老人。张謇密友。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辛亥革命时期，避居上海“惜阴堂”，其与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层人士多有交往，是对当时政局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人称“山中宰相”、“民国诸葛”。

本年2月23日，在得知宋教仁被刺后，张謇给袁世凯去信，建议袁世凯政府和革命党人进行沟通谈判，理由是革命党人对于国会选举、政府行政等方面“似尚不甚抵触”，并且说道：“拟俟燕生来熟计之，曲燕生奉闻”，这自然应是本函中提到的梁士诒“过此”时谈论的话题之一。

关于“总理以少川为宜”，少川，唐绍仪（1862—1938）。广东香山县人，字少川，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1912年3—6月在任。此时已卸任。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他之所以能够担任首任内阁总理，是因为得到了革命党人的推选，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他担任总理的首任内阁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在担任内阁总理期间，严格遵守《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影响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受到了袁的打击和排挤，因此很快卸任。本函中张謇继续推荐唐绍仪担任总理，可以反映出张謇一贯反对专制独裁的进步立场。

关于“处极纷乱极危苦之境，唯有中正光明，可以获终吉，此经训也，亦必不易之理”。这里的“经训”，出自传说是孔子解释易经需卦的九二爻“需于沙，小有言，终吉”，对其解释为“得乎中位者，不畏人之言；行乎正道者，不忧人之谤。以其守于中正，动于光明，上下相孚，静躁不过，故虽小有言而终吉也。”这是建议袁世凯在应对当前由于宋教仁遇刺引发的南北矛盾尖锐、一触即发的局势时，应该保证出于公心、正大光明地予以妥善解决。

关于“洪若犹有良心，犹以累及居停为不安者，悉自承认”，洪指的是洪述祖，为刺宋案的重要嫌犯之一，洪述祖在宋案发生前担任赵秉钧内阁的内务部秘书，宋案发生后，警方介入调查，先后批捕了嫌犯应夔丞和武士英等，洪述祖则迅速潜逃。此处的“居停”是“居停主人”的简称，意思是“房东”，引申为东家、主人，张謇认为洪述祖是刺宋案件的“中心”，应该早日批捕归案，如果洪述祖担心会因为自己连累到赵秉钧内阁甚至袁世凯，就应该“激发天良”，早日自首。

关于“五代石氏之祸，不可不虑”，“五代石氏”指的是五代时期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石氏原为后唐大将，后起兵造反，为了取得契丹支持，他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并向其许诺在灭唐后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且每年进贡大批财物，以儿国自称。石敬瑭后来在契丹的支持下攻灭了后唐，登上帝位，年号天福，国号为晋，史称后晋。石敬瑭在称帝后，信守“承诺”，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并自称“儿皇帝”，此后中原地区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作为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契丹的铁蹄之下。石敬瑭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恬不知耻，是历史上著名的遗臭万年的人物。张謇函中提到此人，是说现在国势十分危急，如果当前袁世凯不能妥善处理与革命党人的分歧和矛盾，那么很可能出现被日本逮住机会、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政治危机。后文所说“东邻方利吾内哄也”，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东邻即指日本。

关于“雪有去志，一出口殆不可留，何人可替？有拟及铁珊者，有拟及思缄者。”“雪”指的是程德全，程号雪楼，时任江苏都督。程德全作为中间派的政治领袖，努力调和南北，维护社会稳定，但当时由于宋教仁的遇刺，使得形势骤然紧张，矛盾变得难以调和，一场战争已是山雨欲来，加之当时江苏财政困难，各项政事难以措手，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觉得自己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因此萌生退志。

程德全卸任后的两位“候选”继任者，一个是“铁珊”，一个是“思缄”。“铁珊”指的是王芝祥，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曾任广西按察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兼本部高等顾问，并任南京留守府军事顾问。

1912年3月，唐绍仪组阁后，被推为直隶都督，后被袁世凯改任为南方军宣慰使。此函写作时间王芝祥被袁世凯委任为“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正在江西处理冲突事件。另一个“思缄”为庄蕴宽，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抱闳，晚署无碍居士，江苏常州人。1912年民国建立后，庄蕴宽继程德全任江苏都督，旋于1912年4月卸任，此函写作时间庄蕴宽担任南京浦口商埠督办。

需要说明的是，此函中说到程德全提出卸任，并且接任的两人也已被提名，但直至本年7月，程德全并没有去任，嗣后南北决裂，爆发了战争，袁世凯派遣北洋军队和张勋所部南下，程德全才被迫下野，脱离了政坛，皈依佛门。

关于“岱杉已处独坐穷山之势”，“岱杉”指的是张弧，张弧（1875—1937）原名毓源，字岱杉。时任两淮盐运使，负责为北京政府筹措财政资金。此函称当时江苏财政“大困”，军饷面临巨大缺口，对此张弧也别无良策，因此处于“独坐穷山之势”。

关于“然先此即有以导淮为下走之罪案者”“使下走得稍脱于谗夫之吻”及“此时不能即北，须南北猜忌稍释，即当奉诣”，时人竟将张謇为导淮不辞苦劳地奔走当作是他的“罪案”，张謇1924年写给江天铎的一封信中还有提及：“謇之言导淮于河徙之后者，垂四十年。清季之官吏，因灾而以导淮为涂饰耳目之具者，亦几二十年。……导淮之说，则若存若亡，倏隐倏见……地方人士之不着痛痒，横生猜测，若别有所图于其间，即大可怪，绝可悯……人士之可怪可悯，则即在筹款。”^[4]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有些“地方人士”擅自揣测，以为张謇会以导淮为名，聚敛财富。时隔十余年后，这番言辞依然萦绕心头，可见对张謇的内心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从另一角度说，张謇背负着别人的深深误解而依然为导淮不停奔走，更能体现其人格之高卓。

在本年2月23日，张謇答袁世凯函中提到“顾猜及下走者亦夥，是以阴正初拟送儿子就学青岛而中止，即鄂中之招亦不敢应。缘北方有造为謇与程、黎谋联邦以抗中央者，所谓离奇也。此必出于图为苏督者之口，意公必闻之，公必不信。然鬼蜮丛生之地，过者寒心矣。且不日有北上者，有联翩为议员而俱北者，谗焰必更张。”^[5]

由此可知，当时张謇坚辞袁世凯之聘，不愿北上的原因除了有关于他导淮别有用心的谣言外，还出现了他将和程德全、黎元洪等人谋划“联邦”以共同对抗袁世凯的谣言，这些谣言的目的显然是要让袁世凯猜忌张謇，削弱张謇在江苏的影响，因此张謇认为造作谣言的北方是“鬼蜮丛生之地”，并且表示“若謇者，方将为冥冥之鸿，何为而游奕之彀中也。不能应命，幸加深亮”，表明了自己的明确态度。待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张军在南京纵兵掳掠，民愤极大，张謇为了将张勋调走，才答应袁世凯出山，于1913年10月北上就任农商总长。

三、史料处理

此函在张謇落款后，另起一行上书“谨空”二字，《全集》中没有录入。

“谨空”也作“敬空”，对其含义的解释有两种，一种以清代胡鸣玉为代表，他在《订讹杂录》卷四中说“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所谓‘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尾纸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意思是下级给上级写信，写上“谨空”是让上司在后面的空白处加以批示。

另有一种解释，著名学者张舜徽在他的《学林脞录》卷十五中说“古人于友朋通问之际，端谨不苟，每于纸尾书‘谨空’二字，证之见于《三希堂法帖》中者，若宋人蔡襄、韩绎、司马光、孙甫，元人赵雍、黄潜，明人金幼孜诸家与人书札之末，皆有此二字。见者异之，而不得其解，余则以为书札之为物，既以联系情感，亦以抒发事理。古人言必己出，恐人之妄有所补续于余纸也，乃书谨空二字以杜绝之，意谓自此以下原无文字也。与近人于书简余纸无字处斜划一线以识之，其意正同。至于古人书札无此二字者亦甚多，则以所言无甚重要之事，或纸无余尾，不必书此二字耳，余平生与友朋书札往还，必先量言之多少，纸之长短，务求一纸或二纸尽之，不令末有余尾，亦防微之意耳。”意思是古人对于重要的信函，写完后担心别人在后面的空白处仿照自己的笔迹另加上别的话，篡改自己的原意，因此写上“谨空”。类似现代公文最后一页如无内容，则写上“此页无正文”。

张謇这里的“谨空”二字的含义，恐怕更近于张舜徽先生所言。一则此函属于密函，十分重要，张謇也说“愿公熟察所陈，即不当，幸公亦勿示人也。”张謇写给友朋的书札，于落款后经常有再加上几句话的情况。而该函最后确实还有不短的一段余纸，以张謇行事之审慎，对于这封十分重要的密函，自然要确保不被别人乘机篡改己意。二则张謇对于信函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是否安全还是不太放心的，他在1912年2月25日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说道：“屡发密电，或被人瞰，邮寄亦虑浮沉，故具以续见列为条说，另纸书之，特属刘君厚生亲诣密呈。此君亮直敏达介特之士，共处有年，与衮甫、润生亦相识，必能说下走函所不详之意。公如有言，亦可面授之”^[6]，张謇怕信函电邮，事机不密，因此派专使前往，这正是张謇的行事风格。1913年3月14日张謇致赵凤昌函中也说“可见伺我有隙之人多，而我之愈不可有隙以供人之伺”^[7]则这里的“谨空”二字也隐含着张謇不给窥伺自己的人以可乘之机的深意。三则张謇写作此函，并非将自己定位为下级向上级做汇报。按照当时规则，下级给上级上书，例用端楷，如张謇写给张之洞等人的信，字迹十分工整，而此函字体为行草，书写较为随意。另外从本函的内容看，张謇是以一种师长的口吻表达自己的建议。张謇早年做过袁世凯的老师，对于袁世凯后来因地位上升而渐渐不把自己当做老师，颇有讥评，想来即使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张謇后来也事实上成为了袁世凯的下属，但在张謇内心里，从来也没有把他当作过自己的“上司”。

此函的出处新版《全集》标作“据1994年版《张謇全集》”，比对新旧版全集，文字确实完全一致，但旧版全集源于何处？1988年《东南文化》中收录了此函，名为“张謇致袁世凯大总统函（手稿）”，并介绍了此函的来龙去脉，说1940年代，“俞吟秋‘偶得’此函稿，乃征集题咏，同他自撰的张季子小传和后记，一同于辛卯（1951）年春裱成长卷。其后，捐献于南通博物苑，”并说“此函稿《张季子九录》未收入，因照抄原文，加以标点，提供读者阅读、研究。”则旧版《张謇全集》收录此函，当是以此文为本源。此文抄录本函文字除“下走语人，公必不袒护”的“语”字误为“证”字及“一二月后，苏财政将大困”的“苏”字误为“劣”字外，完全和本函手迹一致。旧版全集此函其他可供商榷处，应是当时出版仓促，未能精心校勘所致。此函既然尚存世间，则应标作“据原件”更胜。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

工作单位：海门市政府办公室）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5][6][7]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② 》第367—368页、第365—366页、第321页、第3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周振甫：《周易译注》第35页，中华书局，1991年。

[3]凤冈及门弟子：《梁士诒年谱》第130—1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4]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③》第12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