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与“众仆”的选择

赵明远

大生纱厂是以股份制的企业形式建立起来的。在中国股份制初期的年月，大多数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都对股东的投资承诺了固定年息，称为“官利制”。“官利制”的特点是企业自股东入股之日起，不论盈亏与否，均以固定利率定期向股东分派利息，派息后如有盈余再行分红。官利率根据当时的社会平均利率水平定出，大生纱厂的“官利”年利率是8%。

“官利制”确保了股东有稳定的收益，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并吸引着他们投入更多资金，很多出资人因此不需关心企业的经营，当然他们大多也没有这种能力。

大生纱厂在以张謇为首经营团队的管理下，营业旺盛、盈利丰厚，大生纱厂股东们获得收益，远高于8%，多数年份的收益都达到了30%以上,1919年仅达到了105.78%^[1]。多数股东只知道享受大生纱厂经营的成果，并不了解企业经营艰难困苦，到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前，股东中十有八九都不知厂在何处、是什么模样^[2]。张謇拥有着对企业的全权，几乎没有什么制约。这种体制本来极易造成经营者剥夺股东权利，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但这种情况没有在大生发生。反之，张謇十分尊重股东的权益，从建成之日起，大生纱厂每年都会将年度业务总结（说略）和财务报告（帐略）刊印成册，送达各股东手中，向股东作书面汇报。

随着大生纱厂盈利的不断增加，张謇开始动用大生纱厂的资金进行集团化扩张。到1907年时，除了兴建了大生二厂，还投资于通海垦牧公司、大兴面厂、大隆皂厂、广生油厂、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大生轮船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轮步公司等一系列企业，同时还开始兴办通州师范学校、翰墨林印书局、博物苑、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中学堂等。终于由股东感到张謇的这些行为似乎在触犯他们的利益了，于是有人提意见说，张謇不该动用大生的公积金投入到其他企事业中，还有股东说，既然纺织业利润高，我们就该专营纺织业。这些股东的意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本无可厚非，况且张謇兴办的这些企事业“烧钱”的居多。然而，他们的议论得到的却是张謇一番严词回应，张謇在大生纱厂第八届说略中指出：我一直和大家说，叫我做“公仆”可以，做“众仆”不行！

“公仆”“众仆”在别人听来是差不多的意思，在张謇这里有着明确的区分，他说：所谓“公仆”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开办一项事业能使投资人享有优厚的利润，同时还能因此带领大家共同开启投资兴业建设地方的风气，而“众仆”，则仅限于一事，仅能使投资人享有优厚的利润，即便他牺牲个人利益，也仅仅是在为有限的股东作牛马，与建设地方、有利于社会没有关系^[3]。

一个企业家，如像张謇所说的“众仆”那样，对股东负责、对企业发展负责，为企业谋求最大利润、为股东谋求最大投资回报，这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企业家，但是张謇不愿意仅仅成为这样的企业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企业家排在了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张謇在科举正途上历尽艰难，最终博得状元头衔，却义无反顾地走上“末业”，这绝不是我们常说的“弃官不做”、“状元下海”那样轻松和简单，其中的一番艰难抉择是当代人难以体会的。张謇曾这样回忆道：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盖自恃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一语，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4]

张謇出生于寒门，秉持“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的道理，不愿意于富贵人打交道，而希望通过读书励行，走科举道路，实现人生进步。在他步入中年以后，忧愤于国家的贫穷衰败，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他更加悲愤于国人缺乏现代知识，教育守旧落后，政府试图革新却举措失当，国家的振兴屡遭挫折。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救国救民要从“兴实业始”，不广兴实业，哪有钱来办理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呢？然而办实业必然要与富人打交道，这违背他的“素守”。为此，张謇又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他用“捐弃所恃，舍身喂虎”来描述这一艰难抉择，他认定这样做是为国大计而自贬，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自贬。他义无反顾“舍身”于“四民”之末，是有更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他，那就是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须有国权，乃能有商利者，公仆之义也”^[5]，所谓做“公仆”就是要超越某个企业、有限人群的狭小利益，是优先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用他后来的话就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6]

正因为抱定了如此的志愿，张謇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处处以“公仆”精神去办事。在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前后五年时间里，“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生计全赖他在书院任职的薪俸，对大生纱厂的建厂资金决无自用，更是精打细算。张謇等人发起成立江苏铁路公司，众股东聘请他担任公司协理，张謇发表意见时又谈到了“公仆”问题，他说：任职公司就是被公司雇用为仆人，受雇拿工资是通例，但是苏路公司事关国权民生，资本筹集不容易，“能多省一文之费，即多做一文之事”，我担任的是“义务公仆”，“除为路事所用应由公司应付外，不受分文公费”,他向股东会明确表示不拿工资,同时请股东们放心，“决不因不受公费，稍有分毫委卸退缩之意”,“此虽个人之见，然匹夫有志，不可夺也”。^[7]

张謇以不拿或者少拿薪酬的方式来换取投资人对他企业发展方针的支持和企业服务社会、关心民生的支持。正是有这种企业家的“公仆”奉献精神，张謇不仅成功开办、经营了一个个企业，南通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也一个个兴起了。

张謇认为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办社会公益，因此他不顾部分股东的反对，持续将部分大生纱厂资金（当然还有他个人的所得）投入到教育、慈善、公益事业中。当然，张謇并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理想，而忽视众股东的利益，从1899年到1921年，股东们获得的平均投资收益累计达到投资额的400%以上^[8]。

但是，当1922年后大生纱厂经营遇到困难时，有股东、债权人又拿出“业外投资”一问题来说事，张謇随即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须知张謇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9]

抛弃“高位重禄”而“舍身喂虎”，不为“众仆”而为“公仆”，不“为有限股东之牛马”“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而“牛马于社会”，这就是张謇的人生选择。

注释：

[1]编写组：《大生企业系统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30页。

[2]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全集》第6册，第132页。

[3]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4]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謇全集》第4册第549-550页。

[5]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1906.6）。

[6]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4册第183页。

[7]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张謇全集》第4册第103-104页。

[8]编写组：《大生企业系统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28-129页。

[9]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謇全集》第4册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