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9）》·2018年度论坛●
张謇的改革策
——张謇与戊戌变法的关系
干春松
谢谢潘书记、谢谢张绪武先生。因为今天有马敏先生和姜义华先生在，我有点紧张，因为他俩是国内近代史做得最权威的学者。正如杨平老师讲，我去年讲的叫《张謇的建国策》，为了跟去年的题目对应，今年我用了个题目叫《张謇的改革策》。这事实上是往前续的，我在想能不能从他的建国策和戊戌变法时期的那个行动找到共同的东西或者是不同的东西。很意外王文京先生的发言，因为他是企业界的人士，他提到了如果大生纱厂变成像三井、像日本的那些企业可能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比较一件事情，就是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关系。因为明治维新是1860年前后开始到一八九几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当然是1898年。但是英法联军进北京，导致咸丰皇帝带着慈禧太后跑出北京到避暑山庄去被迫避暑的就是1860年，所以那个时间差不多就是我们受西方列强的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老实讲，我最近在看一本明治维新的书，我觉得日本比我们启动早不了多少年。那么问题就在于，它启动以后，王文京先生举了一个例子，1893年的企业现在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企业，而张謇先生创办大生纱厂，今天早上车上司机跟我讲，大多数的企业或被并购或者怎么着，大生纱厂也不能说是中国特别有标杆意义的企业。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那个时候变法的行动？这就跟我们今天会议的标题有关——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上午袁岳先生提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张謇？我个人感觉这个时代意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我们要还原到张謇所生活的时代，那才能把他的精神意义讲清楚；第二我们要看他所做的事里面有没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意义。因为如果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还原到他的时代，在他的那个时代给他做出解释的话，得不到更大意义上的阐发，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点像缅怀性的，不太像是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明治维新的核心就是三点：第一就是政治上的改革，它的方案就是君主立宪，这个也是张謇的方案；第二就是经济上的方案，植产兴业，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我们要知道日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比我们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没有我们条件好，因为他们的资源极其贫乏；第三是文化上的主张，所以就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就是脱亚入欧。明治维新到现在也是不到200年，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不太像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亚洲国家，它特别像是一个，或者在经济上或者在国际事务上经常放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的集团里面。今年其实是一个特别年头，戊戌变法120年，1898年到今年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40年，就我个人了解，戊戌变法120年的纪念活动只有在广东佛山开了一次，而且据说开会的头一天，大家还要把手机交上去，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怕说了点什么。所以戊戌变法过去了120年，我们其实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戊戌变法的意义，或者说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去思考，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那么失败以后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问题。
现在回到主题，就是戊戌变法时期的张謇，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去。上午魏杰教授说他之所以长期对张謇没有下功夫或者没有太注意的主要原因是对张謇有两个误解。我认为这个误解不一定是魏杰教授自己因为读了张謇的书产生了误解，而是我们在接触张謇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既有的结论给了我们。因为晚清到民国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都被脸谱化，如果你要去看，或者你要给张謇的政治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张謇就在一堆的脸谱里面。所以，我觉得潘书记的那篇文章《张謇是谁》很重要。我们如果只是把张謇定位为实业家，因为这是毛主席说过的，所以很安全，发展民营经济怎么怎么着。但是一旦把张謇的事情放到政治范围里面去讲，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包括比如说他和帝党的关系，他和康有为的关系，他和一百个名人之间的关系，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因为看上去，这几个人，甚至他和翁同龢的关系，看上去就没几个好人，所以在这个没几个好人里面，一定要说出张謇的好，有点麻烦，就是从研究的角度上来讲有很大的麻烦。那么我们说如果回到一个时代里面去，上午袁岳提到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你如何对一些4岁的小朋友讲清楚张謇是什么样人？上午他们讲了一些（张謇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上午在想，如果我要跟14岁或者是24岁的人讲张謇，会怎么讲？我会说他是个不容易的人，就是他太不容易了，因为没有一件事它是容易的。刚才我们说日本明治维新确立了君主立宪这样的方案，在那些削蕃和竖立天王权威的时候很快完成了，这个过程很快的完成了。但是我们，刚刚温铁军先生也说了他是一个清流，一个帝党，那么之所以有帝党，就是还有个后党，还有个太后在，这个太后我个人认为也是被严重地妖魔化了，太后是怎么变成后来的太后的？我刚才讲1860年被英法联军打的时候，咸丰皇帝怕得不行，要跑到承德去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说你不能跑，你得像个男的，你得在北京跟他们干，那个时候慈禧二十六岁。但是打了五仗以后，1894年、1895年打完以后，她说我们不能再打了，所以帝党和后党之间不光是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而是当我们要跟日本打的时候，主战和主和的时候，一个已经被人收拾了五回的老太太怎么办？李鸿章就说天底下最难的就是跟那些孤儿寡母讲道理，现在不是大妈吗？因为慈禧被打了几次以后，由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变成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胆子越来越小，所以你跟她们讲道理，要跟她们讲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有多难啊。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张謇是一个主战派，他是坚决主张跟日本干一架的，事实上我们也干了一架。张謇写了很多的文章批评李鸿章，他对李鸿章有一个特别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鸿章“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这是张謇批评李鸿章，你搞了北洋海军、北洋水师，你搞了那么久，花了国家很多的钱，然后真要打仗的时候，你说不能打。李鸿章就说不能打呀。但是我们看李鸿章的话，李鸿章说我就像一个裱糊匠，他说这个国家像是一间破屋子，我只不过给破屋子上面糊上漂亮的纸。李鸿章说我知道，这个不经打，一打就全漏，如果不打，这些纸糊着还行，但是一打就不行。但是帝党主张打，翁同龢主张打，翁同龢那时候是干嘛的？翁同龢那时候是户部尚书，管钱的。李鸿章每次跟他要钱，他都说没钱。李鸿章说我也没办法，我跟你要钱的时候你说没有，现在打仗的时候你让我打。所以我的意思说很难，不仅仅说是帝党难，不是说该不该打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每一派帝党难、后党也不容易。刚才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我们的君主在哪？立宪的话我们首先要有君主。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就是确立了天皇的绝对行政地位吗？万世一系、神道教这些都起来了。那中国呢？有一个老太太和小朋友的关系，当然光绪你不能说他是小朋友，但是光绪我个人认为精神上多少有小朋友的感觉，那这个（君主）谁来当呢？我们看张謇的传记，我们都知道，甲午海战以后，还有一个废帝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谁要君主立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就是要确立一个权威，然后通过一个立宪的制度确立这个国家的稳定的秩序，再来推进现代化。但是我们当时根本不能确立上面的权威，上午也有人讲张謇先生推进东南互保，这对保存国家的实力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仔细想一想，东南互保不就是中央权威不能确立起来的一个最典型的标志吗？太后虽然要跟世界各国交战这件事上很鲁莽，但是如果有一波人说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这边你别打，这不就是当时国家的局面，就是不容易吗？所以我认为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时代，所有的方案就很复杂。
当我们进行戊戌变法的时候，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主张变法，怎么变？方案就很多了，因为政治的力量太分散，最后导致只有革命一条路才能解决问题。我为了查资料，我发现网上有一些特别简单化的说法，说康有为选择了改良，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那么现在我就会认为即使张謇选择了实业，他搞实业关键的问题就是需要一个政治的秩序，需要特别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他能是一个将改革置身事外的人吗？不可能。所以在戊戌变法的前期，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其实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戊戌变法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名声也不太好，比方说大家如果看《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会发现他们在1894年去北京考试的时候，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康有为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肯定能行，张謇特别低调，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结果楼下喊南通张謇状元及第如何如何，然后康有为特别失落的在屋里，把一堆书清掉。这个事情有没有事实的根据呢？肯定没有。但是很多人这么写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表明张謇和康有为搞不到一起。我在这里留了一首诗，前面的两句是康有为给张謇的，这个诗是他们都还没有太大影响时候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还没有取得功名的人想法都很一样，“与尔将偕隐，烟波行醉歌”，这就是如果我们不成，我们自己就归隐山林，念念书就可以了。这样一个结交的过程表明，那时候所有的人对改革其实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怎么改是没有共识的。所以当康有为第一本很重要的书《新学伪经考》出版的时候，被文替啊，说这种人应该砍头。张謇是认为该救。
现在我们大家手里拿到的《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这本书里特别强调张謇通过翁同龢推荐梁启超，强调他跟梁启超的友谊，不太肯定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但是让我们专业的人看来，戊戌变法里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主意主要是康有为（出），而且在整个京城的影响，公车上书啊等等这些，主要还是康有为。所以我认为这一点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考究才行。他们之所以真正的有分歧，主要是因为对于改革的方案的差别。康有为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或者是比较少政治经验的人，所以他一旦遇到阻力以后，他所想到的方案是更为激剧的改革。而翁同龢和张謇，翁同龢是两代帝师，他们有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更知道改革所要遇到的阻力，所以看到康有为是如此激剧的改革的时候，他们之间才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包括翁同龢把康有为介绍给光绪以后，后来有点后悔了。我觉得如果要看张謇在戊戌变法中，当然中间他有三年守制，后来马上又回到江苏来搞实业，除开这些，我们一定要特别仔细的去看他访问日本回来之后写的《变法平议》。这个是清末新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过了几年又搞了清末新政，张之洞他们主导改革的时候，他的变法的平议，我们仔细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他在改革的方案上跟康有为他们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步骤上有差别，他提出了分三步走。所以我个人认为，张謇对戊戌变法的意义，或者说张謇在戊戌变法期间和那些主导变革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张謇积极参与到时代变革的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跟后面的建国策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他所追求的就是稳定和统一，他之所以害怕激进的变法，就是害怕这种变法所导致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变法策跟建国策如果说有一致的地方，就是循序渐进、小步慢走的方案。谢谢各位。
201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