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张謇实业影响下的工人与乡土社会变迁

吴昊翔

（南通市通州区图书馆，江苏 通州 226300）

摘 要：在近代南通工业化进程中，离土不离村的农民进厂做工，尽管经历了痛苦的生活，但其自身实现从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化却是一种社会进步，对南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近代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张謇实业影响下工人的日常生活与近代南通乡土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突破现有的研究视域界限，为重新审视与构建张謇研究以及南通近代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社会史；社会变迁；大生企业工人

随着张謇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张謇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兴起，张謇研究的重点仍关注于以张謇为中心的地方精英阶层在实业、教育、慈善等方面的社会实践，较少关注这一历史进程下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互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挖掘非日常生活因素，有利于建立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1]在南通近代化进程中，农民进厂做工，实现从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化，对南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近代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他们在近代化进程中脱胎换骨，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厂做工的农民离土不离村，与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揭示出工人与城市、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真正把握工人与近代社会变迁的实质。因此，改变以往过多关注于以张謇为中心的地方精英阶层在实业、教育、慈善等方面社会实践的内容，从大生企业工人这一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出发，探索其在近代化进程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中地位与作用，是社会史视域下研究张謇实业社会影响的一种尝试。

一、从农田到厂房：“亦农亦工”的生活模式

张謇创办的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为农民进厂做工创造了条件。南通地区的工人群体是随着大生企业的建立与发展而逐步扩大的。早在大生纱厂开车初期，细纱车间日夜班工人总共才802名，全厂职工约有3250人。^[2]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大生企业系统规模扩大，不仅创设了大生纱厂的许多分厂，还先后创办垦牧、榨油、面粉、航运等近20家企业。工人人数也由原先的三千多人增加到万余人，工人们不仅仅集中在南通工业重镇——唐闸镇一地，而是分布在整个南通地区的企业中。据方廷显《中国之棉纺织业》统计，1930年仅南通一县的纱厂工人就有9228人，南通地区纱厂工人总数达到17331人，而此时全国的纱厂工人252031人，仅通海地区就占了6.87％，所占比例仅次于上海和武汉。^[3]尽管大生企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由盈余转为亏损、企业规模渐趋缩小的过程，但南通地区的工人数量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数字。这项统计还不包括前往上海、苏州等江南工业城市就业的南通农民。

分布在南通地区的大量工人，是南通近代化的主力军，推动了南通的工业化发展。然而，南通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带动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南通并没有像苏南工业城市那样，工业化进程带动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大生企业招收的工人绝大部分还是以农民身份存在的，“亦农亦工”，占工人绝大多数的女工和童工原本就是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每到农忙季节，工厂还停工让工人回家做农活，即使生活在市镇的工人，放工以后还从事小贩活动，以维持生计。

尽管南通的工人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但他们却是南通近代工业和市镇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南通唐闸为例，唐闸原先是地处州城西北的农村，仅通扬运河与州城相连，是个相对偏僻落后的农村。自大生纱厂在此设厂以后，工厂林立，除运河外，还修筑了马路与外界相通。周边农村的农民纷纷来唐闸做工，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开始搬迁到唐闸居住。大生纱厂老工人瞿章连原住金沙，由于富农逼债，便将田地全部卖给当地富农之后来到唐闸，而他的伯父也是在家乡破产以后搬到唐闸来的，并在清花车间做小工，瞿是由他的伯父介绍进入大生纱厂做工的。^[4]47由于工人的到来，唐闸及其附近集镇的商业活动也逐渐兴盛起来。

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近代化对工人的影响

工人作为南通近代化的主力军，在推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同样深受近代化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流动以及社会信息载体的理论来看，一般而言，人的观念和心理在遭受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和碰撞之后才会发生变化。^[5]长期以来，工人生活在农村，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们生活艰辛，衣食住行格调低俗；他们不识字，因为他们的生活根本就不需要识字。因此，他们常常遭受市民的轻视，从而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面对新的环境，工人们也在努力地去适应，去掉身上的乡土气息，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尽管很难达到普通市民的指标，但也在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

其一，穿着打扮上开始向市民接近

以貌取人，是社会上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所以塑造新的外表形象，是长期在农村中生活的工人们的必然要求。但总体而言，工人们由于工资低微，并不具备追求时新的条件，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可能，他们便“打肿脸充胖子”，买一件能穿出门的新衣服，或略微打扮，尽可能的淡化自己身上的“乡巴佬”气息，以掩饰土里土气的样子。

所以，“有些工人自己没有钱，就是向人借点钱，也要做两件衣服穿穿”。“大多数的工人都没有好衣服穿，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工人，只有一套衣服，放工回家换上破衣，把身上的衣服换下来洗洗，第二天早晨再穿去上工。这些工人，他们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去上工，工头和比较富裕家庭的工人常常看不起他们，甚至为了讥笑而相骂起来，都是常有的事”。“有好多工人，家里实在很穷，但是因为怕别人讥笑他，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假装好汉”。^[6]

不管这种改变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表明工人在穿着打扮上企图与普通市民合拍。

其二，告别昔日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没有进厂之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过着传统的田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从事着家庭的主要农活，妇女和孩童则在家纺纱，以补贴家用，农忙季节还到田里去帮忙，这样的生活慢条斯理，井然有序。但当他们进厂做工，卷入工业化的浪潮中时，工厂制度便迫使他们“就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头啵罗响，做厂娘子起床梳妆；

二啵罗响，三厂工人脚底板痒；

三啵罗响，交接班叫喊亲爷娘。^[7]

这是南通大生三厂工人自编的歌谣。啵罗响，即厂里的汽笛声，为通知工人上班，每天清晨先后鸣笛三次，或称头汽、二汽、三汽；脚底板痒，是急于要走的意思。这首歌谣折射出工人在面对严格的工厂管理制度时，不得不转变原先的生活方式，按照工厂的制度安排进行工作和生活。

除了被强化的上下工时间观念外，工人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变化。自大生企业创建以来，唐闸从一个交通偏僻的农村，发展为交通便利的市镇。工人们出行有汽车、轮船等新的交通工具，大大方便了他们进城，或者去上海、苏州等地。自从有了机器生产以后，男性劳动力在学习手艺方面，除学习原先的木匠、泥瓦匠等传统手艺外，还可以学习机器维修等新手艺。新的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进入普通工人的生活。新的节日也逐渐进入工人们的精神世界，如五一劳动节在工人群众中日益获得重要的地位。

尽管工人与往日的生活方式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还是在改变着。工人们开始否定自己的旧传统习惯，塑造着自身的新形象，是一种进步。

其三，工人婚姻家庭的变迁

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的婚姻家庭发生深刻变化，较为引人瞩目。中国传统社会中盛行的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大家庭制度，大家长在家族或家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祭祀、管理钱财、子女婚姻等传统家庭的社会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受其支配。然而，近代以来，家庭中的大多数成员开始进厂做工，从作为家庭辅助劳动力来做工补贴家用，到工资收入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的这一转变过程中，家庭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庭制度的渐趋瓦解，小家庭的组建，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的南通头总庙村94户家庭中，从家庭规模来看，户均4.2人，不足传统的五口之数。经济贫困化在制约家庭规模的同时，经济的富有并没有带动家庭规模的扩大。^[8]海门地区的农村也是“农家一户户散居在四乡”^[9]。

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带来婚姻观念的变化。早婚多产、多子多福在传统大家庭制度下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推进，工人们，尤其是女工，开始选择晚婚少育。传统家庭的功能之一就是替子女包办婚姻，而现在，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子女的婚姻决定，“现在的女孩子们结婚比过去的晚……既然她们都挣钱，我们就不坚持要求她们早婚了。”^[10]此外，农村中的童养媳现象也在逐渐减少。

家庭规模的缩小，婚姻观念的转变，也同样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产生影响，妻子和丈夫、公婆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妇女在传统社会中处于经济的附属地位，现在，南通唐闸附近的几千名农村妇女进入大生纱厂，其后又有大批妇女进入大生二厂、三厂、八厂做工。因此，充分的就业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条件。在穆煊等人调查的大生企业的214名工人中，女工为165人，在这165名女工中，谈到自己是“童养媳”的有18人。^[4]184妇女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底层人群，而童养媳的地位则更低。现在，由于工厂的建立，她们终于能够离开家庭，进入工厂。尽管她们在开始时只有不足以维持生计的低微工资，但久而久之，在成为老手以后，每日可以拿到2－4角的工资。这个时候，她们的工资也就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了，除交给婆婆或丈夫大部分工资以外，她们自己可能还会留一点“私房钱”。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们在公婆面前不再表现出逆来顺受的模样，在丈夫面前不再唯唯诺诺。这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变化。

三、做工归来：工人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1.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农民大量离开农业，向工厂聚集，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对农村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的生产工具的推广和应用。以南通农村中占重要地位的土布生产为例，以往南通农村中用旧式的投梭机织造白布，1915年以后，手拉机逐渐发展并普及开来，使“中机布”的生产成为可能，“中机布”每匹长五丈，阔一尺八寸，重五十两，用二十支机纱作经纬，先染后织，此外又以红、绿、青、紫等颜色搭配，织成粗细条或大小格子，质地比白布疏松。1930年以后，乡区的铁木机已近万架，至抗战前夕，近城四乡，几乎全部生产长三十码（老尺1丈＝4码）、阔二尺、重九十两的大机布。^[11]251-255但是铁木机“成本贵，且须气力大的男人才能日作不倦，妇女老弱是不能用的。”^[12]174所以后来又出现小木机，即在普通旧式木质布机上加装梭箱，两端安置打棒，系以蜡绳，用手拉动，与脚踏上下适应配合，简单易行，轻便灵活，省力省时，出品迅速。^[11]255新的生产工具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不断解放着农业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做工，学会先进工具的使用方法，更有利于在农业中推广新的生产工具，从而带动农业经济的转轨。

其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调整。农民进厂做工，往来于市镇和乡村之间，增加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是城市和乡村之间联系的纽带。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作为信息载体的工厂工人，把市镇工商业的需求信息带到农村，从而影响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适应大生集团对棉花的需要，南通农村中的种植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棉花种植在农村中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据1915年的调查，南通县农民已将70％的稻田改种了棉花。^[13]棉花产量的提高不仅供应了本地区棉纺织业的原料需求，而且为棉花的出口提供可能。1932年，南通县棉花出口就达30万担。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额的提高，以及手织业的普及，带动了通海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1933年，南通全县共63140户，13万余人从事手工织布业，占全县50万人的26％，直接或间接以织布为生活依靠的达92％，土布产值约9180543元，平均每户145.4元。^[12]761这样的织业收入，与江南许多地区的乡村手工业相比，是比较高的。以大生企业为主体的近代企业，也为乡村培养出大量的手织人才。许多工厂对于当地织造工具的改良、新品种的创新，以及工人的培训，都起到推动作用。如大生纱厂创办的大生传习所，招集大生的失业工人，轮流学习织布，以改良大机布为主体，从事传习织造技术和染色方法，在唐闸附近一带，起了很大的作用。^[11]247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推动着农业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力。

其三，农村土地分配与利用的变化。中国农村中现有的田地大都是若干块不相连续的小田地，这是由于弟兄分产导致，为力求肥瘠分配平均，不得不将整块田地东分西割，从而造成田地块数众多而面积微小的现象。所以当农家子弟外出独立谋生时，分割的可能性就减小了，为合并零碎土地提供了可能。^[14]这种化零为整的土地合并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进厂做工的农民，不仅缓解了农村中的就业压力，而且做工所得，亦可以弥补农村土地收入中入不敷出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

2.农民阶层结构的重组

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恬静的农村社会，在带动农村经济结构发生转轨的同时，也吸引着广大农民进厂做工，从而使作为农业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出现重组，农村社会呈现出一副阶层变动的动态图景。

农民进厂做工，在“农村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挣工资的阶层”，他们“并不是村里传统的结构”^[15]，基本上脱离土地的束缚，而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出现，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带动了职业结构的重新组合。据1931年江苏民政厅的调查，江苏省包括城市人口在内的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56%，农业人口占44%，在56%的非农人口中，工人占其中的6.7%。^[16]农业人口的减少，与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谋生手段不无关系。南通地区的农民离土不离村，但其职业结构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1934年，南通县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15%，如皋的非农人口将近30%，然而，与无锡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57.5%和江苏全省的56%相比较，南通地区的比例还是相当低的，但这已经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了。

为什么南通地区的非农人口所占比例这么低呢？这与南通地区工人“亦农亦工”的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亦农亦工”的“兼业”农民在工厂做工的同时，还配合着家庭的其他成员从事农活。有的工人即使没有农活可干，也开始在城镇经营副业。副业的种类很多，有洗衣服、编竹篮、做佣人、做泥瓦木匠、拉黄包车等等。大生纱厂老工人张盘就回忆说，自己离开工厂后，在家没事做，就干起了拉黄包车的生意。[4]66这些从事兼业的工人，在从事多种经营、增加自身收入、改善家庭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与城镇市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3.农村社会新面貌的呈现

农民进厂做工，必然增加城乡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原先单调的农村社会也呈现出新的景象。而这一切，均体现出农民对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接纳和自身精神面貌的改变。

以工人为载体的城市物质文明，冲破传统农村的藩篱，给村民带来许多新鲜物质。以往的农民墨守乡土，食土产、穿土衣，而当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进入农村时，他们也渐渐地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如钟表、手电筒、火柴、肥皂等日用生活品在给农民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将农民卷入商品市场的体系之中。

在城市物质文明进入农村的同时，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农民对教育的认识，许多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农夫的工作，便把家庭的大部分积蓄拿出来，供子女上学。而此时的南通，张謇等先贤所建立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让子女读书的观念在工人中得到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读书以后能在城里找份体面的工作。在婚恋问题上，年轻的男女们挣脱来自父母的压力，开始自由婚恋，女孩子不希望很早就结婚，而离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童养媳”的陋习也逐渐消失。在工厂做工的工人，还接受共产党和进步学生的宣传，认可团结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自愿加入工会，有的还成为罢工的骨干力量，彻底改变着农民自古以来逆来顺受的劣性。

这些现象，显示出城乡文明冲突过程中乡村社会面貌的更新。然而，在城乡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当工厂裁员或倒闭的时候，那些无法做工而在农村又遭遇破产的工人，便成为社会上的游民。他们有的铤而走险，成为危害乡里的土匪恶棍；有的带着儿女四处行乞；有的女工人沦为娼妓。这些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负担，是社会发展的一大病症。

综上所述，由于近代工业的引力和近代农村衰落的推力双重作用，原先向土里刨食的传统农民开始走进工厂，走向城镇。就在他们从农民向工人的身份转化过程中，带动着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一种进步。在这种进步的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不可小觑，对今天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尔康.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38.

[2]《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24.

[3]方廷显.中国之棉纺织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132、176、346.

[4]穆煊.严学熙.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1899－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5]孔祥成.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9）：81.

[6]朱邦兴.胡林阁.徐声.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89.

[7]南通市文联.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7.

[8]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3.

[9]黄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J].东方杂志，24（16）：28.

[10]（法）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M]//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558.

[11]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M].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

[1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7：184.

[14]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J].东方杂志，34（22—24）：98.

[1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7、198.

[16]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33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