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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研究中的六大关系
时间: 2019-02-13     次数: 3993     作者: 黄 波

      编者按:9月16日召开的第三次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赵鹏老师与海门张謇研究的青年学者们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互动交流。会后,高广丰会长根据录音整理了8千字的文稿,刊登在今年《张謇研究》第三期上。10月8日《南通日报》全文转载。赵鹏老师的讲话,引起了广大张謇研究学者、专家的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消化吸收讲话中蕴含的丰富营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和海门市历史学会在10月学术沙龙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结出赵鹏老师讲话引发的11个话题,再次利用11月沙龙畅谈学习体会,探讨如何深入进行张謇研究。现将部分会员的发言予以刊登。

 

 

张謇研究中的六大关系

 

□ 黄 波

 

今年9月,我参加了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海门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第三次张謇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有幸聆听了知名文史学者赵鹏老师的精彩答问,受益匪浅。结合自己对张謇研究的思考,今试提出“张謇研究中的六大关系”,请各专家、学者指正。

第一大关系:研究与运用的关系。

“研究张謇有什么用?”这是张謇研究者经常遇到和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赵鹏老师说得好:“我们都是民间的、业余的,自己能获得乐趣就行了……我们学习的东西,首先是要满足自己,学到了,解决了自己的疑惑,这是最重要的。”并提到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在我们听众中引起了共鸣。赵鹏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要把研究与运用区分开来。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总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学习是为了“有用”,习惯于用运用者的目的来要求研究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并不讳言张謇的一些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的确找不到实际的用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培养了兴趣,拓展了视野,磨炼了意志,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结识了良师益友,谁能说“没有用”呢?

第二大关系:研究与宣传的关系。

葛剑雄在《历史学是什么》中写道,历史研究的运用即具体目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可见宣传教育是运用历史的重要内容。研究与宣传是什么关系呢?赵鹏老师在谈话中指出:“宣传和研究,我觉得两者都是很有价值的。”“宣传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搞宣传,说大一点,夸张一点,是正常的。搞研究就不允许,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实。”“连基础都不准确,不牢固,能做什么大的阐述呢?”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提出“以学术为本位,研究与宣传并重”,这与赵鹏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三大关系:历史叙述与理论提炼的关系。

赵鹏老师在做第一篇文章,研究张謇与翁同龢关系的时候,说“只能看看他们如何交往,把交往的经过弄清,上升不到理论高度。”笔者本人也有类似经历。去年底笔者撰写了《张謇与齐燮元的交往》一文发送给张廷栖教授,张教授回复道:“发来的论文收悉,浏览后确是好文,把两人关系的史实理得很清楚,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提升,更是一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建议把张謇与他交往的时代背景和亊业发展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每一部分适当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经过修改,文章质量有了提高。

葛剑雄指出,历史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研究层面、运用层面、哲学层面。研究历史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区别只是在于研究水平的高低,运用历史也是同样。但是历史哲学,也就是真正从本质上、总体上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把握历史的过程,就绝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将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上升到历史哲学还有一个常人无法逾越的过程,这需要包括历史在内的广博的知识结构,还要有极其卓越的判断力。

那么,研究历史从哲学入手是不是捷径呢?历史学家严耕望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哲学理论对于史学研究诚然有时有提高境界的作用,不过从哲学入手来讲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证,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踏实地地做工作。所写的论文可能很动听,有吸引力,但总不免有浮而不实的毛病。”由此,笔者认为,我们常人完全不必因为达不到历史的第三个层面即哲学层面而自惭形秽,能做到脚踏实地地求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第四大关系:博与精的关系

张謇研究首先要博。一方面,不仅要对张謇所处的时代有深入的了解,对张謇出生前和逝世后的一段中国历史也应有充分了解;对张謇同时代的其他人物有充分了解。另一方面,张謇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章开沅语),要旁通各种社会科学才能研究好张謇。入门之初打下博通的根基才能走向某一方面的精通。有些人只局限在自己所从事工作行业的领域,抓住张謇与该领域的一点关联展开发挥和联想,虽然也能写成文章,但缺乏深入。赵鹏老师长期在南通博物苑工作,但他的张謇研究视野,远远超出了博物苑,做到了博与精的统一。

第五大关系:积累与写作的关系。

有人劝青年人多写文章,说只看书是没有效果的;有人却说青年人要耐得住寂寞,没有一定积淀就不要轻易动笔。这两种矛盾的说法曾令笔者感到困惑。赵鹏老师在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张謇研究成果的发表。他说,“我经常使用微信发一点随时发现的东西,就是我的收获。写文章要铺垫,要说一大通话,而微信直奔主题,把意思说清就可以了,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赵鹏老师还肯定了周张菊每天在微信群发送张謇语录与解读的做法。这给我的启示是,以写文章促进学习是一种办法,但是学习的方法有很多,不必拘泥形式。只要付出了心血,就会有收获。

第六大关系:写优点与写缺点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张謇就是批判张謇;近年来,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把张謇说成了没有缺点的完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在撰写《张謇与齐燮元的交往》一文时,发现一则材料:民国期间江苏议会改选议长,张謇为助儿子张孝若当选江苏议长而买票贿选。这次座谈会上,赵鹏老师也提及了这件事。笔者向赵鹏老师询问是否确有此事,得到肯定的回答。赵鹏老师又补充说到,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由此引发了笔者对写优点与缺点关系的思考。

笔者认为,向外界宣传张謇和张謇精神时,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所需有所取舍,根据受众需要写最具代表性的内容,而不用提张謇的缺点。学校里的老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张謇研究的全部内容传授给学生,一些有争议的内容对缺乏判断能力的中小学生而言反而容易引起思想的混乱。对于大学生和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可以讲一些张謇的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性。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南通市党史办公室)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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