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謇自称“性喜诗而杂读诗”，一生与诗相伴，“日课一诗”，到老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题两千余首诗作。这是一笔丰厚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可喜的是今年南通市中考语文试卷上，有一题涉及张謇的《野渡》诗。由此引发我会会员开始关注张謇诗歌。

本期《张謇研究》刊登了就《野渡》《还家》《壬子元旦命怡儿作诗因示》三篇张謇诗歌进行赏析的文章。三首诗从张謇少年、青年、老年三个不同时期，分别反映了张謇热爱家乡、赞美南通的情怀，六年军幕生涯结束后的哀伤沉郁，以及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

热忱期望广大会员多读张謇诗歌，写出更多精美文章，以飨读者。

读张謇壬子元日示儿诗

□ 徐俊杰

虽是“余事作诗人”，张謇先生的诗歌创作仍有较高的成就。当我们把张謇研究主要看作是历史研究的时候，张謇的诗作就成了一种史料。但在将其用于佐证的时候，又难免会断章取义，因为要读懂张謇的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暑假期间，我们研究会的几位同仁在张会长的提议下，一起尝试读了张謇的一首诗，现在看起来，这应该是一首很重要的诗。全诗如下，题为“壬子阴历元日，命怡儿作诗，因示”：

四旬九日改正遥，旧朔还逢甲子朝。豳雅歌周民用夏，禅书咨舜帝尊尧。

民心自望春台陟，兵气应随霁雪消。昨岁风雷今果旭，欲从詹卜问重霄。

首先要说明的是，因为对照了张謇的手迹，所以这里录出的是完全正确的内容。之前所有书籍中收录的此诗都至少有一处错误，即把“陟”字误为“涉”，更有将“重霄”误作“重宵”者。

这是一首“示儿”诗，是张謇“命怡儿作诗”而给出的“下水”诗稿。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张謇的字里行间（我要说的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字里行间，还包括张謇手迹原稿和改动），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对辛亥革命和刚刚成立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态度。“那个时间点”即诗题所示的“壬子阴历元日”，也就是壬子年的大年初一，公历的1912年2月18日。接下来一联一联尝试解读：

第一联：四旬九日改正遥，旧朔还逢甲子朝。

这一联主要交代时间，是在写成此诗的日子即“1912年2月18日”上做文章。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改正”，先要弄清楚。古时王朝易姓则改正朔，所以改正是更改正朔的意思。《礼记·大传》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为。唐·孔颖达疏之曰：“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

诗中“四旬九日”就是四十九天，“改正”指的是四十九天前的“王者得政”、“改故用新”。从诗成之日，前推四十九天，正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这一天的张謇日记有载：“临时政府成立。是日改用阳历，适元年正月一日。至江宁。”并加了眉注：“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以名义论，既不用阴历，不当复言月，当云某号某日，以号代月。”这里可以看出张謇对民国阳历用法的不以为然，但所言也很特别，今人多知以号言日，何以号可代月？想来张謇之说可能来自“号头”一词，方言里“几个号头”就是“几个月”的意思。不管怎样，日记中张謇都在说“改正”的事。

这样，第二句中的“旧朔”也好理解了，显然指的是“未易”或“不易”之“朔”，即旧历，或者说阴历、农历。查万年历，“壬子阴历元日”正是甲子日。

说到这里，第一联的意思似乎已经明了：四十九天前民国政府成立，更改历法，时间已经很长了，农历又遇到甲子日。然而，要注意的是，“四十九天”和“甲子”，是两个信息量很大的语汇。虽然看起来是偶然和巧合，而一旦被用入诗中，就带上了作者的态度。四十九是七的平方，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经过四十九天，炼成了火眼金睛；在轮回转世观念中，四十九天是死者灵魂抵达新居所必需的时间，象征旅途的结束。甲子，也不简单。在干支纪年中，甲子顺序为第一，纪日也一样，六十甲子周而复始。所以，诗中张謇用四十九所表达的是一种该要有所结果的时长；而用“甲子”则显然有从头又开始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壬子年张謇又正好六十虚岁，甲子重周也。

另外，若想明了张謇的用心，句中还有两个词必须细细品味。一个是“遥”，一个是“还”。张謇的这一联的真意应该是：虽然“改正”已有“四旬九日”之“遥”，依然“还”是“旧朔”从头之“甲子朝”。

第二联：豳雅歌周民用夏，禅书咨舜帝尊尧。

读懂这一联，需要先解决几个典故。

豳雅，指《诗·豳风·七月》篇，后亦泛指农事之歌。典出《周礼·春官·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玄注：“《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举趾，饁彼南亩’之事，是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

用夏，指用夏历。典出《论语·泰伯篇》“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古历法，有夏正、殷正、周正之分。夏正即今之阴历。殷正以阴历十二月为正月，较夏历差一月。周正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较夏正差二月。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孔子重民事，故主行夏时。

禅书，禅让帝位的诏书。

咨舜，典出《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执中，谓守中道无过不及。

当我们把几个典故障碍清除以后，再来读诗，大致的意思就能看出来了：农事之歌用周，农事之历用夏；禅位之书诫舜，该尊之帝为尧。

那么张謇究竟要说什么？观之夏也、周也，尧兮、舜兮，不外乎前后朝、前后帝之关系。要说这里有一种怎样的关系，看来是一种变与不变的关系，有些已经变了，比如夏变成周了，尧变成舜了；有些依然未变，比如历法，比如尧之所谓“执中”。至于其中隐藏的象征意，什么变了？什么未变？什么应该变？什么不该变？我们并不容易读出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张謇在作这首诗之前八日，有过一篇大文章《革命论》来详述之。其中有两段，表达了他对革命的理解：“天下之局，止于揖让征诛；圣人之心，处于光明正大。揖让之光明正大者，至尧舜而终；征诛之光明正大者，自汤武而始。”而辛亥革命也许不属于前者，于是张謇说“盖汤武本非有取天下以自利之私，因民苦不堪之命，而不得不革，则命必如何而适于民，革必如何而孚于当，自不得不审之详而策之备。”表达了他对这场“革命”的期盼。

这一联承接上一联，对于美好的期待，似乎有些失落：现在民国已经建立四十九天了，老百姓唱着“豳雅”歌着“周”，依然“用夏”。于是借下句作为对民国政府的期盼：要执中而行，更要尊帝“尧”。此处的“尧”直接指向五日前刚刚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而且对清廷是有优待条件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謇内心依然把清帝的退位看作是一次禅位。有个旁证，就是张謇此诗的原稿，本作“帝仍尧”，后改为“帝尊尧”。

附带说一下，当年的春联，张謇近一个月前就做好了，一为“民时夏正月，国纪汉元年”，一为“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第一副好理解，冠顶嵌“民国”二字。第二副又涉典故，上联出《左传》“‘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虞不腊，虞不能举行腊祭，意思是等不到年终就灭亡了，在此指代清朝的灭亡。下联即可移作诗中“民用夏”三字的注释。

第三联：民心自望春台陟，兵气应随霁雪消。

这一联在所有的书中都弄错了“陟”字，误之为“涉”。“涉”者，从水上过。春台自在高处，用“涉”字不工。查张謇原迹，方知其谬。此误字的始作俑者当为首录此诗的《张謇存稿》（书中并将“豳雅”误为“幽雅”，已被《张謇全集》收录时注出）。后续版本因未见手稿，多从此误。

按，春台，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陟”即登高之意。“春台陟”三字或出骆宾王《春晚从李长史游岳麓道林》诗“幽寻极幽壑，春望陟春台。”

张謇一向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会扰乱社会秩序。辛亥革命爆发后，兵气陡增。驻扎江阴之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述庆于11月7日率部起义，攻占镇江，任镇江都督。11月26日，林率领镇江军一部参与江浙联军攻打南京，12月2日率军首先攻入南京，任江宁临时都督。张謇在当天日记中记下“知江宁以昨夜三时攻下”。为消弭兵气，恢复秩序，张謇积极筹款以遣客军。12月17日，张謇“至江宁。知客军纷扰，居民大恐。”两天后，张謇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欲设置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出发客军须财政先得数十万。”12月20日，“属商会为筹二十万圆应军事出发之用。”这是张謇为回复秩序所做出的实质性努力之一。随着民国政府在南京的建立，两个月以后，秩序应有好转，但也不容乐观，张謇日记大年三十即载“庄思缄有电告警，言宁垣需款甚巨”。

“兵气应随霁雪消”一句，原稿亦有改动，本作“兵气应随朔雪消”。朔雪，北方的雪。为什么要改此字？意其先欲照应清帝退位，后又觉把北方说得太负面，会波及北方的袁世凯。要知道，也是大年三十，张謇刚发了一通电报给袁世凯。从字面上看，“霁雪”更加阳光一些，更加积极一些。

张謇总是将民生置于首位，而老百姓的愿望莫过于日子的和平安定步步高，如登“熙熙春台”，固有上句；而兵气不消，则和平安定之不可得，遂有下句。这一联有两个关键的虚字，值得品味。一个“自”字，直接表达民之心声；一个“应”字，婉转表达了作者的美好希望。

第四联：昨岁风雷今果旭，欲从詹卜问重霄。

这一联借景而抒情。

“昨岁风雷”自然是指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与清帝逊位，而“今果旭”既是实写，也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意思。一方面，这一天确实天气晴好，张謇在当天日记中非常罕见地记下“天气晴朗”四字；另一方面，这个意料之中的果然，来自于张謇的付出。“昨岁风雷”张謇一一经历了：武昌起义当夜的炮火见到了，民国成立，被推为实业部长，甚至清帝逊位诏书亦为草拟。这期间，张謇斡旋了很多事情。这一切的努力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于是作者吟出“昨岁风雷今果旭”的感慨。

末句中的詹卜，指古代专职从事祭祀活动中的占筮，即占卜祭司詹尹，别称“詹卜”。《楚辞·卜居》：“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后指代善卜者。

诗歌创作中有所谓“起句难，结句尤难”之说，最后一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张謇也是反复斟酌。手迹中本作“谁将天问诉重霄”？后来七个字改了四个，是本诗改动最多的一句。未改的三个字是本句的核心“问重霄”。那么，这个原本要“诉”于“重霄”的“天问”究竟是什么？

查三天前的张謇日记或许能窥见此“天问”之一斑：“见逊位诏，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大局定矣，来日正难”，正是当时张謇的忧思，至于民国未来何去何从，张謇显然也无法预见，只能存此“天问”。天问的答案只有天知道，而“谁将天问诉重霄”中的“谁”字也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无可奈何。

当然，也许是“天问”过于直白，也许是“天问”过于扎眼，又也许是整句过于消极，张謇最终还是把它改掉了，改成了通过占卜去叩问天意，间接地表达了“尽人事以听天命”心理态度。

综上所述，张謇的这首诗创作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始终围绕“变”与“未变”展开：“四旬九日改正遥，旧朔还逢甲子朝”，新历变，旧历未变；“豳雅歌周民用夏，禅书咨舜帝尊尧”，执政者变，老百姓未变；“民心自望春台陟，兵气应随霁雪消”，时局变，民心未变；“昨岁风雷今果旭，欲从詹卜问重霄”，风云变，期望未变。作为一个立宪派的灵魂人物，在共和的大趋势下，他不得不退隐。江苏宣慰使、农工商大臣请辞，实业部长未到任，都能说明张謇当时的态度。在致袁世凯电中，张謇的一句“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便是再清楚不过的真情告白。首肯于共和，其实是张謇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张謇深深地知道“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最后一联中“昨岁风雷今果旭”一句可以看作是张謇对自己一并努力下所取得结果，也就是临时政府现状的认同；而“欲从詹卜问重霄”，则是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并饱含着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张謇先生这首诗的手稿写在一小张红纸上（猜想是写春联裁下的边料），最终被夹在致张孝若的信件之中。诗是用来课子的，不是用来应酬，也不是用来发表的，绝对是一首很私密的诗，六十年以后才通过《张謇存稿》的整理而面世。正因为它的私密性，就更能从中了解张謇的真实想法，因而对于研究民国建立初期张謇先生的心理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诗言志，言为心声。诗又必有言外之意，读不出言外之意，便读不出真实的张謇。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