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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张静江工业化方略之比较
时间: 2018-10-05     次数: 3015     作者: 蔡志新

 《张謇研究年刊(2015)》·新论集萃

 

张謇、张静江工业化方略之比较

 

蔡志新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要:张謇、张静江是近代中国两位分属不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实干家,但二人都在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宏观历史因素的刺激、干扰与影响下提出和施行了各自的工业化方略。张謇的工业化方略要求优先发展中国的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张静江的工业化方略则主张优先发展中国的基础性产业,其根本目的都是希望借助一种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策略来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两者在本质上既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不谋而合,又体现了发展经济学中强调农业与工业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广义工业化概念。

关键词:张謇;张静江;工业化方略;发展经济学

 

有人在谈论推动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时,把洋务派重臣张之洞、状元实业家张謇、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并称为关键“三张”。[1]390坊间亦有两则流传已久的传闻:其一是说中共领袖毛主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史上有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二是说毛主席认为帮助蒋介石搞过反共事件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有经济眼光!”如此说来,我们在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时,是可以把张之洞、张謇、张静江这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相提并论,对其实业活动或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当然,从促进相关学术领域发展的角度看,对三人的实业活动或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学界同仁已从多个角度对张之洞、张謇二人的实业活动或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所以本文仅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入手,对张謇、张静江二氏经济思想中蕴含的工业化方略进行简要分析和比较。

 

一、引

张謇、张静江是近代中国两位分属不同政治营垒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担任过民国政府经济机构负责人的著名的经济实干家,都为近代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建设和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培育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从其工业化方略赖以形成与施行的宏观历史环境来看,他们二人都直接、间接受到了一个深刻介入和严重破坏过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进程的特殊邻国日本所发动、参与和炮制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和侵略行径的刺激、干扰与影响。

张謇的工业化方略是在清末民初——日本陆续发动、参与和炮制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抢夺中国东北)、“山东悬案”(从德国手中抢占中国山东省)、“二十一条”对华外交讹诈等侵略战争和侵略行径的——险恶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和施行的。张静江的工业化方略基本上是在民国中期——日本蓄意炮制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侵华事端,直至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寇深祸亟”、山河破碎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施行的。由于受到这一特定历史因素以及近代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等因素的复合作用和影响,张謇、张静江的工业化方略也就具有了师法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积极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或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案例尝试和战略规划,以逐步达致“实业救国”、“工业强国”之终极目标的厚重历史意蕴和深远历史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贤虽逝,精神不死。今年适逢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20周年,以及1904~1905年以争抢中国美丽富饶的东北地区为其国家意图的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结束110周年,也是张謇、张静江这两位近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实干家分别辞世的第89年和第65年。

1926年张謇去世之后,胡适先生曾对他作出如下评价: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予以赞颂)的。[2]238

1950年张静江去世之后,有人指出,他在担任国民政府建委会长期间,“只领公款十余万,而为国家造产五千万,实为前所未有”,“此乃仅限于银钱上粗作估量,实则其为利之溥不易计也。”[3]卷首7-8长期执掌中国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果夫也高度褒扬他说:

张静江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4]362

今天,中国人民早已摆脱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和贫弱状态,正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振奋精神地朝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神圣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立足当下,平心静气地回望过去,将张謇、张静江二氏的工业化方略放置到近代中国被迫卷入半殖民地国家的沉沦深渊,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深重,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救亡图存的宏阔历史图景中加以客观比较与审视,或许能够使我们对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和本民族的悠久文明再次生发出某种纯净的“温情与敬意”。

 

二、张謇的“棉铁主义”

张謇的工业化方略主要体现在清末民初他不时予以宣示和解说的“棉铁主义”之中。张謇宣示和解说“棉铁主义”的代表性文字有以下几段:

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今日(我国)国际贸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铁需用(亦)极大……赢数万万与绌数万万,在国民生计上,当受何等影响……欲赢此数万万……惟有并力注重输入额最高之物,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市场,若开发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惟为之左右,为之前后者,尚宜有各种之规画,以助发展而稳固。[5]259-260

农工商业为类至多。(而我国)政府、人民,财力均困。若事事并营,力分而益薄……故与其分而致薄,无宁合而可厚!查前清光、宣两朝各海关贸易册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复著奖励棉业之议。上之(前清)政府,彼时政府不之省也。今謇主张无以易此……[6]257

实业亦必有的……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5]337-338

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于铁之煤为从要,其他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为次从要。凡有一地、一矿、一事可以经营者,视其地、其矿、其事之需,为之考虑其策画……如是十五年小效,三十年大效,可以预言。[5]544

综观以上文字可知,张謇实质上是针对近代中国国力贫弱、资本匮乏、存在巨额外贸逆差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实况提出了一个以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和先导来带动社会经济其它部门发展的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较为系统的工业化方略,并希望藉此来挽回中国的巨额经贸利益损失,实现中国的重新崛起与富强。这就是他不时予以解说的“棉铁主义”的真意所在。而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工业化方略,除了因为他通过分析当时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找到了导致中国巨额经贸利益损失的两种关键商品“棉与铁”,以及认识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根本无力“事事并营”地在短期内筹集到开展全方位、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的巨量资本,还因为他准确地看到了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与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大致说来,棉纺织业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人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部门,又是一个联结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镇的中间产业部门,不仅能够为农产品提供销售市场,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能为下游轻工业、商行货栈乃至重工业提供原材料、商品来源和资本积累。至于钢铁工业,作为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或基础性产业部门,则能够为其它工业部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商业流通、人民生活乃至科学实验、国防建设提供最基本的原材料和耐用消费品。它是近现代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强物质基础和保障,没有它的充分发展与支撑,就很难构建起独立完备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和强大先进的国防军事力量。张謇正是因为看到了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与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联系,所以才提出了“棉铁主义”这一主张集中近代中国的有限财力,“合而可厚”地优先发展中国自己的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以替代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口,积蓄和增加本国资财,再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与繁荣的工业化方略。张謇相信,只要切实施行“棉铁主义”,中国终有一日会“操经济界之全权”,[5]211成为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抗衡争胜的现代化强国。

从一般意义上说,张謇的“棉铁主义”与发展经济学中指导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1958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最早提出的,并得到普雷维什、辛格、罗斯托、费尔德曼、缪尔达尔、佩鲁等欧美经济学家的赞同、响应和补充。其基本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一部分联系效应强大的产业部门,再以此为动力,通过逐步加大投资来带动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工业化。

 

三、张静江的工业化方略

无独有偶,比张謇年轻20多岁,并与张謇一样担任过民国政府经济机构负责人的张静江也曾提出和推行过一种符合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工业化方略。但与张謇的“棉铁主义”不同的是,张静江的工业化方略强调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不是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这两个轻重工业的分支部门,而是交通运输、通讯、水利、农业以及包括钢铁、电力、机器制造在内的重工业等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这一点在张静江拟定的经济建设议案及其主持制订的经济建设计划和方案中均可得到印证或体现。

19296月,张静江曾以国民政府建委会长的身份拟定一份要求将“铁道、电气、水利三项并列为建设之中心”的议案,提请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他在该议案中写道:

除铁道一项已为一般人士所了解……兹将电气及水利两项事业关系之重要性述之于次……总理……建国方略中有云:今日人类之文明已进于电气时代矣……倘遵总理遗训,迅以国家全力建设中央大电厂,集中发电分达全国,如是,用于农业,则制造肥料灌溉田林,全国无天灾地瘠之患,而谷粮不可胜食矣。用于工业,则推动机械制造物品以供日用之需,而国因以富庶矣。用于运输则交通便利,民用日舒,而可以安居乐业矣。用于矿业则开发富源,盖其尽启,而地无余利矣。是电气之有造于国家民生殊非浅鲜……诚应为建设之中心也……中国以农立国……总理云:中国现在有许多荒田不能耕种,因为……没有水灌溉……吾人读之可想见总理之注重水利……我国向来忽视水利,故历年来非苦旱即苦潦……倘不急起直追积极兴办水利,则食粮日减,民命何堪,瞻念前途,真觉不寒而栗。抑有进者,讲求水利不仅关系农业,并可以便利交通,发展水电……将来铁道、电气、水利三项重要事业同时发展,国计民生两有裨益。[7]55-57

不难看出,张静江主张将铁道、电气和水利这三种基础性产业“并列为建设之中心”来优先发展,不仅仅是他因为试图贯彻孙中山先生强调要优先发展基础性产业的工业化思想的结果,而且与他看到了铁道、电气、水利作为基础性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联系效应和带动作用直接相关。也正因为张静江看到了基础性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联系效应和带动作用,所以他拟定的上述议案实质上也是一项与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增长理论不谋而合的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工业化方略。

除了上述议案之外,张静江在担任国民政府建委会长期间主持制订的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建设计划和方案也较为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优先发展基础性产业的工业化方略和构想。这些经济建设计划和方案主要包括:《建设基本工业计划》(主旨是试办数种小规模的化工厂)《首都电厂大发电厂计划》《组织原动力研究委员会计划》《裁兵实荒计划》《开辟满蒙新藏计划》《统一兵器整理全国兵工厂计划》《模范机器厂计划》《南京水厂计划》《电气建设方案》及《电气建设初步计划》《水利建设方案》《发展东北西北天产利源方案》(主旨是用移民垦荒、裁兵屯垦的方式发展东北、西北的农林矿业)《发展国营矿业方案》(主旨是建立大规模的国营钢铁、煤炭、石油及铜矿采炼工业),等等。[7]23-26122-598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张静江主持制订的这些经济建设计划和方案大都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其主旨和内容上看,它们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希望优先发展重工业、水利、农业等基础性产业的工业化方略和构想。这种工业化方略和构想不仅切合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而且切合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对于当今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四、结

不言而喻,张謇在清末民初提出“棉铁主义”以及张静江在民国中期主张优先发展基础性产业的根本目的,都是希望借助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来谋求近代中国的繁荣富强,或者说都是希望采用一种引擎驱动、重点突破、梯次推进、协调有序的经济发展策略来促使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实现工业化。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样的经济发展策略除了在核心含义上符合欧美经济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之外,还与中外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张培刚教授1945年在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中提出的工业化定义不谋而合。张培刚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第三章和结语中写道: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基要的”(Strategical)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Induced)生产函数。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

上述工业化的定义……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生产部门——制造业、采矿业及农业——分为资本品(Capital-goods)工业及消费品(Capital-goods)工业,显而易见的,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大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连。同样显而易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农业经营,以及一部分制造工业如纺织工业、制鞋工业,都是属于消费品工业的范围。依照这种分类,农业经营如同任何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必定要同样受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影响和控制。只有依照这种解释,在我们的定义下的工业化才可以将制造业的工业化及农场经营的工业化都包括在内。[8]70-72

工业化是经济转变的一种最显著的现象……工业化的……所有这些特征合起来指明一件事——经济飞跃进步……本书所采用的工业化的概念是很广泛的,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8]236

如果依据张培刚教授的工业化定义来检视张謇、张静江在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两种工业化方略,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张謇主张优先发展的棉纺织业与钢铁工业以及张静江主张优先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恰好就是张教授所说的“基要的生产函数”,而在棉纺织业与钢铁工业或各种基础性产业影响、带动之下陆续发展起来的其它产业部门则是张教授所说的“被诱导的生产函数”。因为这些“基要的生产函数”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基础和枢纽地位,几乎天然地具有强大的联系效应和支配作用,所以它们一旦发展起来,就能够有效带动其它“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发展变化,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经济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和飞跃,从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演化升级为富裕文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

第二,尽管从内涵上讲,张謇主张优先发展的棉纺织业与钢铁工业以及张静江主张优先发展的基础性产业都和张培刚教授所说的“基要的生产函数”这一概念不谋而合,但是从外延上看,前者显然与张教授所列举的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用来说明“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的产业部门相去较远,而后者则与张教授列举的这些产业部门基本重合。换言之,就是张謇主张优先发展的棉纺织业与钢铁工业分别是张教授所说的“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一种,而张静江主张优先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则大都是张教授所说的“资本品工业”,其内涵也与张教授所说的“基要的生产函数”相去不远。而且,从张謇和张静江各自施行其工业化方略的实际成果来看,后者也要比前者来得全面和丰富一些。张謇自从甲午战争后以状元身份投身他矢志追求的“实业救国”道路开始,经营实业凡三十年,其最主要成果是建立了一个以棉纺织企业(大生纱厂)为核心的民族工业资本集团,与此同时,却没有能够建立另一个以钢铁企业为核心的民族工业资本集团。对于这一点,张謇本人亦不无遗憾地做过总结与回顾:“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几三十年……铁,吾猝未能业之也,业棉则逾二十年”。[9]455相比之下,在张謇去世两年之后(1928年)就任国民政府建委会长的张静江,却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一系列涉及交通、通讯、能源、农田水利等多种基础性产业的建设项目。诸如:杭江铁路、淮南铁路;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省公路运输网;以国营电台为支柱的全国无线电台网;由八条线路构成的浙江省电话网;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长兴煤矿、淮南煤矿;江苏武阳电力灌溉区,庞山湖灌溉实验区;等等。[10]242-248

第三,张謇、张静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实干家,张培刚教授则是当代中国享誉国际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前者提出的工业化方略及实践活动实质上已经隐含了张教授在理论上一再强调的“工业化”不单单是工业部门或制造业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包括农业部门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广义、辩证的工业化概念。而这种工业化概念的提出,又是以张教授对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所做的精深分析作为理论铺垫和前提的。[8]24-69

张謇对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也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他再三申述说:“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工商之本在农,农困则工商之本先拔”;“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6]27171319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创办大生纱厂后又进一步认识到“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5]180于是陆续募股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10多个农垦企业,招募佃农在南通、盐阜沿海滩涂地带垦荒植棉。这样不仅保证了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而且构建了一个以棉纺织工业为先导,垦荒、植棉、纺纱、织布、销售环环相扣,现代股份制公司和传统小农经营相结合,农工商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11]145-160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要同步进行,相依为用,不可偏废的广义、辩证的工业化概念。

张静江对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同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前文所述及的他提交给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的那份议案中已有所体现。如他认为运用电力“制造肥料灌溉田林”扶助农业发展之后,就会收到“全国无天灾地瘠之患,而谷粮不可胜食”的奇效,这不啻是在指出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的同时,也点明了农业为包括工业在内的社会经济各部门提供粮食的基础性贡献;而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应当通过“积极兴办水利”来促进农业生产,保证粮食供应的想法,更是直接论及了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此后,他又在一份公函中指出,“欲救危亡,自非改良灌溉,增加产量,充裕民食,不足以言其他建设。”[10]246这实际上是再一次论及了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正因为张静江对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贡献的认识较为明确,所以由他主持制订的具体经济建设计划和方案对中国的重工业和农业建设均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规划设计,在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中则设有“模范灌溉管理局”和“振兴农村设计委员会”这两个旨在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电气化建设和现代化改造的专门机构,在他实际推行的建设项目中也有了江苏武阳、庞山湖、八卦洲,江西赛湖,陕西渭南,河南陈桥渡,安徽凤(阳)怀(远)区等多处电力灌溉试验区和农事实验场。由此也可看出,在他的工业化方略和相关实践活动中确实包含了农业与工业应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广义、辩证的工业化概念。

 

释:

①这两则传闻在某些地方文史资料、报刊文章及人物传记中都有记载和引用,并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但在公开出版的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只言片语。据说,另两个被毛主席认为“不能忘记”的实业家是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与航运业巨子卢作孚。

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之洞与张謇》(冯祖贻,1997);《张謇与张之洞实业道路比较论》(何剑明,2002);《张之洞与张謇企业战略管理思想比较》(李福英,2006);《张謇与张之洞城市化实践之比较》(凌振荣,2007);《论张之洞与张謇的企业管理思想与实践》(李福英,2012)。

③张謇在民国初年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北京政府的实业部总长和农商部总长,任期不长。张静江则在19282月出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下文简称“建委会长”),直到19381月才卸任,任期长达十年。

④除了前述引文,这一点还体现在张謇留下的另一些文字中,诸如:“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窃谓钢铁事业为各种工艺之母,则关系国防尤为重要”;等等。参见李明勋等主编《张謇全集》第6册和第3册,第455页和第857页。

⑤孙中山先生的工业化思想主要体现在著名的《实业计划》之中。该《计划》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工业化战略规划。孙中山本人曾对其内容作过概括:“予之(实业)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元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且钢铁者,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这就告诉我们,他的《实业计划》的首要内容和最大特色是强调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农业、矿业、钢铁工业等基础性产业,这些基础性产业是保证和制约其它经济部门发展速度、质量、规模和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把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概称为“基础性产业先行”或强调基础性产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建设思想。这种经济建设思想对包括张静江在内的国民党元老以及国民党当政后的产业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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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适.胡适文集: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狄膺.张静江先生事略[C].∥国民党党史会.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4]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C].∥国民党党史会.张静江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国民党党史会.张静江先生文集[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0]赵兴胜.1928-1937年的张静江[J].近代史研究,1997(1) .

11]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f Zhang Jian with Zhang Jingjiang

Cai Zhi-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Zhang Jian and Zhang Jingjiangalthough as the two famous actual economic exper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modern China, both Put their ow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forward and into practice in the stimulation,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macro-history factor that is Japanese invasion against China.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by Zhang Jian required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xtile and steel industry, while that by Zhang Jingjiang advocated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ic industries, which both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were to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China by means of a key-breakthrough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Essentially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both coincide with the unbalanced growth theory and the broad industrialization concept stressed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to b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Zhang JianZhang Jingjiang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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